在新世纪的翻译研究领域,各种翻译流派纷纷涌现,翻译思想异常活跃。各种理论思想的碰撞和交流不仅反映出翻译学学科发展的良好势头,也体现了研究者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和手段,探求更新更前沿的学科阵地的学术追求。在这种学术氛围下,国内外有不少研究者纷纷撰文指出翻译研究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转向",呼吁翻译研究应转向他们所预想的发展路径上。除早已为大家所熟知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外,近年来国内外译界还出现了如“译者转向"、“创造性转向”、“现实转向”、“实践转向”、“显性转向”和“隐形转向”、“认知转向”、“权力转向”、“语用学转向”、“伦理转向”、“社会学转向"、“实证性转向”、“全球化转向”和“意识形态转向"等十多种翻译研究“转向”的现象。方向问题至关重要。但路向多了,也必会给研究者带来种种困惑,给学科发展造成阻碍。“转向”意味改变方向。面对这么多的“转向",学术界既有赞同支持的声音,认为翻译研究应该扩大研究视域,吸收新的研究方法；也不乏批评的观点,认为“转向”是一些企图建立“学术王国"的人推销的一个比喻。还有一些学者批评当前译界“文化转向”的热潮,呼吁翻译研究应“回归”语言本体。基于翻译研究“转向”现象及其引发的争论对翻译研究未来的学科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的考虑,本研究以翻译研究发展史上出现的有代表性的“转向”现象为考察对象,梳理并了解这些“转向”的主要内容和学术背景,从学理上分析产生这些“转向”的动因,以了解它们的理论渊源及其内在联系。因“转向”现象在译界引发了“翻译本体”和“翻译研究本体”的争论,而“转向”往往带来“视角转换”等研究方法论上的改变,因此从哲学本体论、方法论的视角探讨翻译研究“转向”带来的翻译研究本体和研究方法的问题就成为本研究的重要内容。本研究对于“转向”的探讨是从描写现象入手,追问现象背后的实质,因而在研究过程中就离不开理论思辨,并且以理论思辨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在具体研究中,本研究采用纵向梳理和横向对比的方法以厘清译论史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翻译“转向"现象及其主要内容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同时通过概念厘定、理论描写和解释的方式探讨与“转向”紧密相关的翻译本体、翻译研究本体和研究方法论问题。本研究共分七章,由导论、结语和正文(五章)三部分组成。第一章是导论部分,主要交代本研究的缘起、现状和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方法,指出当前译界众多学者纷纷提出不同的研究视角和路向,出现众多的翻译研究“转向"的说法,但对这些“转向”现象所作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却并不是很多。我们需要结合译学发展的历程,梳理译论史上出现的种种“转向”现象,认识翻译研究这些“转向"现象出现的原因、内涵及特征等,从而帮助我们正确理解翻译研究发展的路向。早在当代译学研究各种“转向”现象出现之前,译学发展历史上就有过两次重大的“转向”,即“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第二章重点介绍“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的背景、内容及其特征。现代语言学理论和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带给翻译研究的重大影响就是使传统的印象式、经验式的语文学研究范式发生重大转变,翻译研究开始进入了科学的、系统的语言分析时代。而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翻译研究者又再次将视域从语言内部的科学分析转向关注文本之外的因素,发现不仅语言外在的因素会左右着翻译文本的产生和传播,而且翻译本身也在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过程中参与到目标语文化构建中。“文化转向”后,文化、政治、权力等因素进入翻译研究者的视域。人们不仅看到文本外的力量对翻译行为的影响,同时还借鉴和运用各种邻近学科理论来进行翻译研究。于是,在主流的“文化转向”之中,还出现了“权力转向”、“意识形态转向”、“社会学转向”等一些新的“转向”现象。与此同时,“语言学转向”开启的翻译研究语言学派也不断地发展和深化,进一步产生出“语用学转向”、“实证性转向"等。第三章对当前译界出现的一些主要的新“转向"现象进行描述,解释这些“转向”现象的发生背景、主要内容等,并根据其主要理论观点对这些“转向”现象进行分类,指出当代译界出现的新“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彼此相互关联,大部分都是“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在新的理论背景下所发生的“次转向"。第四章对翻译研究的“转向”现象进行学理分析,以期梳理清楚各种“转向”发生的原因和动力。翻译研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丰富的传统译论首先就成为当今各种“转向”现象的营养始基,为今天译论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石。其次,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行为,翻译研究也必然是一种跨学科研究,会借鉴语言学、文学、文化学、符号学、社会学、交际理论、信息理论等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学科间的互涉又成为翻译研究“转向“的另一个理论来源。此外,我们还应认识到,任何理论研究应立其根基于所处的时代。译论史上先后出现众多的“转向”现象,更是与其所在的时代精神的滋养不可分离,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观在翻译研究发展中更是起着重要的作用,哲学观的转变必定会带来翻译观的变化和研究方法的更新。第五章从反思译界对“文化转向”的有关批评出发,对“文化转向”带来的翻译研究本体论缺失的争论进行考察,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探讨翻译本体和翻译研究本体的问题。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转换活动,这应当是其本体所在。“转向”就是改变方向,意味着研究方法、手段、思维模式等发生了转变,但这并不意味着翻译活动本身性质会发生变化。因而,翻译研究的本体就应当是同实践活动的本体一样,是特殊的语言转换活动,即翻译本体和翻译研究本体两者间是内在一致的,应坚持翻译的语言本体观和翻译研究的语言本体观。既然“转向”并没有改变翻译是双语活动的实质,而是表现为视角的变换以及研究方法上的转变,因此“转向"现象在性质上属于研究方法论的改变。那么从方法论的角度思考这些“转向”现象带来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研究方法的发展就成为本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论文第六章主要探讨翻译研究“转向"现象带给我们研究方法上的思考及其对当代译学研究的影响,通过分析翻译研究“转向”引起的视角变化、范式转换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指出翻译研究“转向”现象的方法论性质。当前的种种“转向”反映了研究视角的转换、研究维度的多样化,体现着翻译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第七章结语部分重申,当前的译学研究表现出多元统一的特征,又产生出许多新的动向,体现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的趋势。而这种种新“转向"以及随之产生的理论流派既是吸取了传统译论的营养,背后又都有不同哲学思想的观照,同时又是各种学科互涉的结果。这些“转向”虽然表现众多,言者甚众,但只不过是研究者在不同研究阶段各自的研究重点的变换,从其与视角变化、范式转换以及具体研究方法的继承和创新来看,实质上是翻译研究方法论的转换,翻译本体和翻译研究的本体依然是双语转换这种特殊的语言活动。我们应坚持翻译和翻译研究的语言本体观。由于本研究的时间所限,所参阅的文献等还十分欠缺,加上研究者个人的学识局限,论文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研究项目本身也还有更多的研究空间有待探讨,如从哲学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角度考察翻译研究的“转向”现象等,这些都有待能在今后的研究中得以进一步改进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