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哲学语境之下,环境美学是一门学科地位完全确立的新兴学科。西方环境美学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经历了连续性的发展阶段,如今已成为世界美学领域一个重要分支学科。赫伯恩是西方环境美学的奠基者,其主要贡献在于推动自然审美地位的复归和启发自然美研究的兴起。伯林特、卡尔松和瑟帕玛是西方环境美学的创始者,他们以“环境”为对象,从不同的侧重点研究环境审美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学说,形成不同的理论系谱,共同构筑了西方环境美学学科体系。中国生态美学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形成于新世纪初期,经过第一代学者二十多年来的不懈努力,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学科领域,确立了其在中国学界的独立学科地位。其重要代表人物曾永成、徐恒醇、曾繁仁和袁鼎生等致力于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以“生态”为对象,从不同领域出发,通过不同研究路线进入生态美学领域,展开元美学研究、元生态美学研究和生态美学完形研究,提炼出一系列原创概念、范畴与理论观点,形成人本生态观、生态美本质观、生态存在论美学观和整生论美学观等核心理论,以审美场为基本范畴形成学科元型观,随着生态审美场元范畴序列化提升,实现了从共生论美学出发,经由整生论美学、天生论美学走向美生学的生态美学完形,形成各具特色的生态美学理论系谱,共同构建了整个中国生态美学的学科体系。文献阅览显示,2000年以来,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相关研究层出不穷,但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比较研究成果不多,理论创新不足,仍然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学界上关于中国生态美学与西方环境美学的关系问题存在四种主要观点:无关论、等同论、隶属性和优劣论,将两个学科领域视为无关的二水分流或等同起来混为一谈,或将两者纳入对方的框架内,或将两者以优劣区别开来,都不利于两个学科的健康持续发展。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的关系问题亟待深入、全面的研究,以获得系统的研究成果。黑格尔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理论,为我们开展西方环境美学和中国生态美学比较研究提供了启示。本研究是两个学科史的比较研究,以西方环境美学和中国生态美学作为研究对象,以两个学科代表人物的思想与理论体系为主要内容,以理论拓展和学科发展为目标,基于发生学视角,采用发生学比较研究、人类学意义的学术访谈等研究方法,运用逻辑发展思路展开系统的学科史比较研究,在梳理西方环境美学和中国生态美学的起源、形成、承接与发展和拓展研究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两者的差异性和内在的普遍联系,考察两者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探究两者对应耦合的逻辑发展关系,揭示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形成中西美学比较研究的理论创新成果,有望推动两个学科的互生共进。本研究希望在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两方面取得一定突破,力求在研究视角、方法与成果有所创新。出发点之一是理论拓展的需要。从发生学来看,西方环境美学和中国生态美学产生于不同地区与年代,根基于不同的中西文化传统,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与生存环境,两者都历经从生发、形成、承接与发展,走向拓展的学科发展过程,符合学科历时性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根据时间节点进行西方环境美学和中国生态美学的历时性比较研究难于探究两者的逻辑关系和本质上的关联性。因此,本研究试图突破以往传统的学科史历时性比较研究的视野,运用逻辑发展思路展开系统、全面的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学科史比较研究,实现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理论研究拓展,获得中西美学比较研究的一份创新理论成果。出发点之二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需要。通过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的比较研究,一是论证中国生态美学的学科合理性,确立中国生态美学的独立学科地位;二是推动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的平等对话与交流,促进两个学科领域的健康、持续发展。从学科起源来看,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的产生有不同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但面临相似的环境破坏、生态危机问题,具有相同的环境保护立场;在不同的学术传统下,前者起于一场思想革新与理论论争,后者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方案;在不同的哲学体系中,两者具有学科发展的需要,都承担美学理论重构的使命。从学科形成来看,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学科体系的形成,均以创始者与第一代学者的代表性著作为标志。这些著作论述了本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内容与重要议题,提炼出具有鲜明的学科特征的概念、范畴、观点、命题与核心理论,构建了初成形态的理论体系,逐步确定了独立学科的地位,见出了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从研究领域成为独立学科的一般规律。西方环境美学的代表人物伯林特、卡尔松和瑟帕玛从不同方向进入环境美学领域,围绕自然审美对象,探讨自然审美欣赏问题,提出能够解释自然审美欣赏新问题的新美学理论,形成不同侧重点的研究谱系,共同构建了西方环境美学的自然审美体系。中国生态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路径与西方环境美学相似,但与自然审美理论体系特点不一样,曾永成和徐恒醇基于不同的研究基础,从不同领域展开生态美学研究,他们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和谐共生关系,着力于构建一种生态和谐体系。从承接与发展来看,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互借思想资源、发展学科范畴、发展核心理论,理论体系逐渐成熟,逐步走向基础美学的普适性与基础化,呈现了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西方环境美学吸收自然美学思想,将研究边界从自然环境扩展到人类环境,从自然的范围扩大到世间万物,围绕一切环境审美欣赏问题,将审美介入理论、科学认知主义等核心理论放置更为宽广的美学领域中去考察、去验证。伯林特提出一种全新的自然观,认为“自然之外无它物”,“自然”成为研究本体,实现了“环境”的完形。学科本体的完形,环境美学成为了哲学意义上的环境美学,超越了部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学科质,成为一般的普适性美学,逐步走向基础美学。卡尔松提出“自然全美”观,认为全部自然界是美的。自然审美对象的扩大,赋予了环境丰富的美学意义,体现了环境审美研究的一种承接与发展。基于卡尔松的科学认知途径和伯林特的非认知途径形成了两个阵营,他们探讨环境审美欣赏问题,提出了各种环境欣赏模式,实现了环境鉴赏模式系统化。“环境”的完形、环境审美研究的深入和环境鉴赏模式的系统化,标志着西方环境美学体系更加成熟,其基础性和普适性在不断显现。中国生态美学体系正逐步走向成熟。它吸收古今中外丰富的理论资源,提炼出“诗意地栖居”、“家园意识”等基本范畴和生态审美场元范畴等,不断充实、发展人本生态观、生态存在论美学观和生态审美观等核心理论。中国生态美学以“生态”为研究本体,“生态之外无一物”,一切都在生态之中。从生态到生态存在,走向整生存在,实现了“生态”完形,生态美学走向了一般美学的普适性,从而实现美学生态化和生态美学基础化,由部门美学走向基础美学。人的绿色生存,走向了世界的生态化,生态美学体系从共生论平台出发,经由整生论美学,形成天生论美学,走向美生学,实现了生态美学理论系统的递进。曾永成、曾繁仁和袁鼎生积极展开元学科的系统研究,反映了中国生态美学的自觉。从学科拓展来看,中西思想资源互借,理论基础得到拓展;环境生态化和自然生态化,研究对象得到拓展;系统理论得到完善,学科体系更加完善;理论于现实中应用,应用研究不断深入,在实践中生发体系、在理论发展中展开、在实践活动中应用,西方环境美学和中国生态美学以相似的研究路径,开展不同内容的应用研究拓展,随着学科系统的超循环,应用研究周期性出现,形成了递进性发展。西方环境美学和中国生态美学在理论基础、研究范围、系统理论、应用研究拓展等方面显示了诸多共同特点,西方环境美学走向生态化,中国生态美学走向自然化,最后实现了双向拓展。研究结果表明,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具有各自独立学科特征,但也存在着本质上的普遍联系。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基于不同的中西文化背景与哲学体系,有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问题,形成不同的理论体系,产生了不同的研究谱系,显示了相对独立的学科特征。然从逻辑发展来看,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显示了学科发展规律的诸多共同特征,双方共享思想资源、发展路径对应展开,共生学科品质,耦合学科使命,见出了两者普遍联系、对应发展和并进耦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