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通过设立《刑法》第133条之一将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予以入罪,醉驾行为的法律后果由此从行政处罚升格为刑事处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日益猖獗的酒驾群体,但其规范目的并没有完全实现。从初期仅有法条,到现今司法解释、学者理论枝繁叶茂,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逐渐成为刑法的一大交流热点。该罪虽然属于轻罪,却与我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我们可能不酗酒,但是未必别人不会劝酒,加之我国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导致了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的屡见不鲜。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的增多,考验着我们均衡量刑的司法能力。毕竟,刑罚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我们只是通过刑罚来预防犯罪。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刑罚的均衡裁量和规范适用。本文以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量刑现状为对象,梳理该类犯罪的司法文件,统计该类犯罪的审判数据,针对司法实务量刑过程中的一些不合理之处和衍生的法律问题,分析成因影响,提出司法适用规则调整之对策,以期对准确和统一司法、实现危险驾驶罪的规范目的有所裨益。本文除导言外,主要分为三个部分,摘要如下: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的立法概况,归纳梳理了迄今的量刑法律以及司法适用规则,并结合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1-2018年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案例的统计分析,大致勾勒当前的司法量刑状况。量刑失范表现则从地域化差异、拘役刑、罚金刑、出罪、缓刑、特殊职业等六个方面展开,提出了“各地法院实施细则差异性”“拘役刑考量因素唯血醇浓度论”“罚金金额滞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出罪难”“缓刑适用依据模糊”和“特殊职业轻罪重果”等一系列问题。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失范的宏观原因以及宏观影响。从法律制度层面而言,法律规范固有的滞后性和不适应性、司法判例的重定罪轻量刑的局限性导致了量刑失范;从司法运用层面而言,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规范缺乏与社会舆论的不当影响导致了量刑失范;在法益冲突层面,量刑失范将影响法益冲突时优先法益的保护;在预防再犯层面,量刑失范将弱化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妨害刑罚目的的实现。第三部分主要研究了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量刑规范调整。根据前文总结的司法量刑现状,深入分析成因,针对性地提出量刑适用规则调整思路和对策完善的大胆设想。在司法适用规则方面,除罚金外,各地应当统一司法适用规则;在拘役刑方面,应当以血醇浓度、机动车类型、醉驾地点、醉驾里程数为起刑点的考量依据,按照法定情节确定基准刑和宣告刑;在罚金方面,应当按照城乡居民的不同,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数,大幅度增加罚金数额;在出罪方面,应当坚持入罪为原则,出罪为补充,允许反证出罪和特殊事由出罪;在缓刑适用方面,应当完善原则上不予缓刑和从严缓刑的情节,严格限制缓刑的适用;在特殊职业轻罪重果问题方面,应当设置职业禁业期,根据罪行轻重而非犯罪的主观方面来确定职业的禁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