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对宏观经济造成了重创,引发了学者对传统经济周期的重新思考,在此基础上金融周期理论为经济金融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思路。然而,传统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应对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多年以来中央银行一直把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单一目标。全球金融危机促使国际社会认识到,物价稳定并不意味着金融稳定,在经济周期之外还存在着金融周期。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在逆经济周期调控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逆金融周期调控中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从中国实际情况看,随着金融全球化和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金融产品的种类更加丰富。金融部门在极大地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风险。近年来,实体经济增速下滑与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并存,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开始分化,金融体系的风险和脆弱性也不断加大。同时全球金融周期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其带来的顺周期性和杠杆放大作用增加了宏观经济管理的复杂性,这些都对以货币政策为主的金融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鉴于此,本文从金融周期的视角出发,对我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调控进行了深入研究。首先,本文使用BP滤波和主成分分析法度量了中国的金融周期,并分析了中国金融周期的特点、发展现状、以及现阶段的潜在风险。研究发现:中国在2008年进入金融周期的上行期后,随着非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居民部门先后“加杠杆”带动三轮经济周期,金融周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大幅扩张,目前已经位于阶段性高点,金融周期上升期对经济周期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随着中国金融周期不断突破阶段性峰值,债务过度扩张、对制造业“挤出效应”等一些风险和问题也随之逐步显现。其次,本文接着探讨了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从中央银行单独设立以来的货币政策实践入手,梳理了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运用及效果,并运用TV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研究发现:货币政策调控总体上是有效的,但有效性出现分化。一方面数量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有所弱化,但依然有效;另一方面,价格型调控不断增强,以市场利率定价的金融创新产品迅速发展,提高了市场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三,本文综合探讨了金融周期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不但从理论上研究了金融周期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还在此基础上构建LT-TV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对金融周期、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的时变反应路径。研究发现:价格型货币政策越来越多的用来应对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而数量型货币政策更多的用于应对金融周期和杠杆率波动。货币政策需要平衡短期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成本和长期金融周期的风险累积,并与宏观审慎政策密切配合,更好地应对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实际上,我国货币政策主要是逆经济周期调节,仅在一定阶段会考虑金融周期。当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不同步时,逆金融周期调控往往会让位于逆经济周期调控,通过顺金融周期保障经济的平稳运行。但目前中国金融周期已经位于区间高点,而经济周期位于零值附近,再通过顺金融周期扩张经济的政策空间已经越来越小。第四,本文将金融周期延伸至全球金融周期,从全球金融周期如何使“三元悖论”转化成“二元悖论”的角度,在理论上分析了全球金融周期对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的影响,并通过MS-VAR模型对全球金融周期下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与“二元悖论”问题进行了量化研究。研究发现:“三元悖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二元悖论”,但“二元悖论”仅发生在全球金融周期波动期和避险情绪高涨期。在全球金融周期波动较大的情况下,受“二元悖论”制约,货币政策很难发挥效果。一方面投资者风险厌恶情绪上升,投资行为更偏重于稳健,如果货币政策保持独立性不跟随定价,则很容易导致国内外利差扩大,造成资本大量流出。另一方面,即使货币政策采取跟随定价的策略,货币政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也仅具有短期效应,一次性的政策变动并不能有效维持资本流入,而且利率工具的过多使用还可能损害实体经济,并减少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空间。此时最优的货币政策是一定程度上的利率跟随定价并配合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以减少顺周期的市场波动,稳定市场预期。最后,鉴于金融周期以及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为更好地平衡短期经济目标与长期风险累积、外部政策和风险冲击与内部经济目标实现,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增强货币政策调控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在政策制定中统筹考虑短期经济周期和中长期金融周期,强化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补充作用;疏通利率传导渠道,增强价格型调控机制;健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引导信贷水平合理增长。二是发挥“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政策框架的作用。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减少政策冲突;完善涵盖房地产的宏观审慎政策体系,防范房地产信贷过度扩张;健全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抑制顺周期的加杠杆和短期炒作行为。三是提升货币政策调控的全球化和深层次动态视角。加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深化互信沟通机制;建立外汇干预策略框架,加强汇率预期的引导;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深层次问题,明确权责分工,形成政府各部门间的政策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