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多个城市PM2.5指数持续爆表的问题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治理环境污染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了。环境是一种公共物品属性较强的资源,企业在经营生产时很可能会出现“搭便车”现象。同时环境污染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如果政府不采取行政干预仅依靠市场自身调节最终会导致“公地悲剧”。面对环境污染问题,我国政府出台了多项相关的规制政策,但如何协调绿色生态环境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系仍然值得深入研究。传统经济学家认为环境规制新增了企业经营成本,挤占了技术创新所需资源,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降低企业市场竞争力。但是波特对这一说法提出了挑战,认为严格且设计合理的规制虽然给R&D投入带来了“挤占效应”,但同时带来了“创新补偿效应”,刺激企业技术创新。从长期动态的角度来看,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使得企业意识到自身资源利用率较低,日益增加的环保成本,迫使企业改进现有工艺和技术水平。本文以环境规制理论、创新理论和“波特假说”为理论基础,分析了我国当前环境污染现状、环境规制现状以及企业R&D投入现状,并以沪深A股工业行业上市公司2010-2015年相关数据为样本,构建了环境规制和R&D投入的理论关系模型,来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强度与R&D投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以及在地域差异性、产权差异性和行业污染程度差异性视角下二者关系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R&D投入的关系呈“U”型趋势即先抑制后促进;由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自然禀赋、区位环境、人力资本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外部因素的差异,区域差异下规制强度与R&D投入的关系并不相同,东部地区二者关系呈“U”型趋势且显著,但是中部和西部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R&D投入二者的关系并不显著;按照企业的产权性质,将全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个子样本,研究显示在非国有企业样本组环境规制强度与R&D投入呈“U”型趋势且显著,但是在国有企业样本组环境规制作用不显著;按照企业所属行业的污染程度不同,将全样本分为重污染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两个子样本,研究显示在非重污染行业样本组环境规制强度与R&D投入呈“U”型趋势且显著,但是在重污染行业样本组环境规制作用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