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7年刑法新增职务侵占罪、2005年公司法确立一人公司制度以来,理论界对一人公司股东涉职务侵占问题的定性一直争议不断,司法实务中也常有同案不同判的混乱。从麦某某职务侵占案、黄某某职务侵占案以及李某职务侵占案三个样本案例来看,司法实践中对该问题的定性主要存在三大争议焦点,即一人公司股东侵占行为是否为职务侵占罪所规制、主观意图应如何审查、如何评价社会危害性。围绕焦点一,财产等同说、民事救济说、刑法谦抑说倾向于不受职务侵占罪规制,财产独立说与复杂客体说则认为构罪。关于焦点二、三,各方对“非法占有目的”和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均大相径庭,评价尺度不一。基于样本案例及学理分析,对一人公司股东侵占行为的定性,应摒弃“一刀切”思路,一律入罪或出罪都不具现实可行性。应当承认一人公司股东侵占行为在特定情形下可以评价为职务侵占罪。具体认定中应遵循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注意考察职务侵占罪的犯罪目的——“非法占有目的”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两个面向。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或社会危害性的,不能认定为职务侵占罪。在“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中,应重点关注占有行为的方式、对占有财产的处分、行为时公司经营状况、行为时股东个人经济状况、个人与公司财产混同情况等要素。对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考察,应该去主观化,避免陷入抽象模糊的境地,仅从客观上评价行为是否损害了广义的股东权益或债权人利益。没有对二者造成实际损害或者现实威胁的,不能认定为具有社会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