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中,历史剧的宏观研究一直是空白。本文的研究在大量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对中国现当代历史剧创作和理论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细致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范畴和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得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对中国现当代历史剧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受弗莱塔克“历史思想”和“戏剧思想”的启发,作者提出在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着“历史戏剧化”和“戏剧历史化”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现当代历史剧创作中,相应地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创作方式。由于受到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戏剧历史化的创作方式在1940年代后,受到高度重视,并逐渐走向极端化、绝对化,“唯我独尊”,在1960年代形成了“历史主义”和“古为今用”的历史剧创作原则,成了此后历史剧创作中的教条主义。历史戏剧化是历史剧创作和理论批评正确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现当代历史剧创作中,运用这种创作方式,取得了骄人的实绩,但在理论上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同和阐释。中国现当代历史剧的启蒙精神在戏剧历史化和历史戏剧化的思维方式的彼此较量中,渗透在历史剧创作之中,规范着历史剧现代性发展的方向。启蒙精神是中国现代社会现代性的核心,它的本质内涵是怀疑、批判、否定的理性精神。在历史剧创作中,主体精神的现代性是保证历史剧现代性的前提。创作主体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和加工改造,对封建历史观念的批判否定,对历史精神的发掘和弘扬等等,都有赖于主体精神的发挥。现代历史剧创作中的主体精神的现代性标志是主体对启蒙精神的把握和运用。五四史剧是翻案史剧,剧作家以启蒙精神中的人性为基点解读历史和理解古人,使历史剧创作的真实观由古典意义上的客观真实转向了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性真实。翻案史剧中的启蒙精神和心理史剧的现代性为中国现当代史剧发展奠定了基础。五四史剧追求主体性真实的启蒙精神,在1940年代史剧创作中得到了弘扬,剧作家借助“新启蒙”的爱国民主精神,将历史剧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峰,启蒙精神成了1940年代历史剧现代精神的内在灵魂。1980年代,当剧作家突破“历史主义”和“古为今用”的创作原则和批评原则的束缚之后,历史剧回归五四启蒙精神,创作主体地位的合法性得以确立,富有时代特征的启蒙精神使新时期历史剧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启蒙精神是中国现当代历史剧现代性发展的内在精神,但作者认为中国现当代历史剧的现代性的发展是在与反现代性的较量中艰难地发展的。194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历史剧创作原则和批评话语,蕴含着反启蒙、反现代性的因素。在历史剧创作中蔑视创作主体的主体精神的存在,必然导致封建意识趁虚而入,历史剧中的封建意识是对历史剧现代性的极大的腐蚀。在1950-60年代的特殊时期,启蒙精神被消解,历史剧的现代性的发展被中断。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历史剧“历史主义”和“古为今用”的创作原则和批评原则是戏剧历史化的创作思维范式作用的结果,其真实观是古典形态的,与启蒙精神相悖。导致1950-60年代历史剧反现代性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历史剧创作主体精神被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政治话语所置换、颠覆,创作主体独立的个性意识丧失,历史理性批判精神被现代精神蒙昧所遮蔽,历史剧成了为个人或集体歌功颂德的工具,其历史理性批判的现代性品格被剥夺,其中的经验教训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