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中,人口的结构是基本稳定的——人口数量增长缓慢,人口的年龄结构、出生率、死亡率基本保持着一种渐进式变化的格局。尽管人类历史不乏瘟疫、饥荒和战争,并对人口产生重大影响,但就人类发展历史的长程而言,这种影响都是相对短暂的,一般不能形成长期趋势。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上述趋势发生变化。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由于医疗技术的突破,人类死亡率迅速下降,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加上社会安定、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生活节奏加快、妇女社会地位提高及育龄妇女劳动参与率上升,导致社会总出生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基于这一趋势,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世界人口发生了长期且稳定的变化:发达国家人口结构正经历着由年青化向老龄化和高龄化的急剧转变,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自上世纪末期开始,也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这种与人类历史基本相反的人口变动趋势,预计还会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持续下去。　　 全世界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势必对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如何应对这种冲击,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联合国已就老龄化问题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呼吁各国政府重视并提前为老龄化的到来作准备。相应地,难以胜数的专家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老龄化及相关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在经济领域,研究的内容从老龄化对养老金改革和政府财政支付能力到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涉及了大量领域,近年来,研究的热点更多地转向了老龄化对金融领域的冲击和影响方面,其中的焦点则在于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突变对储蓄和资产价格(收益率)的影响。这些研究取得了许多理论成果,同时,借助现代计算技术,研究界进一步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大量实证检验。由于研究计算方法的差别以及作为样本的各国社会经济背景存在重大差异,不同的研究得出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有一个结论则具有共同性:人口结构的突变,已经对各国社会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同样也经历了一场巨变。　　 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由于各种原因,中国人口经历了增长最快的一个历史时期。这种快速增长,首先引致了一场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研究,继而引发了对以马寅初为首的“新人口论”的不当批判,最后则导致中国人口政策发生重大改变。七十年代以后,在政府倡导并得以严格落实的“计划生育”政策下,我国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下降到1978年的2.7,到2007年底,甚至已低于人口自然更替水平。其下降速度之快,为世界罕见。按照联合国公布的标准,我国在2000年已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　　 然而,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巨大,且在六十年代又经历了一波“婴儿潮”,在人口增长率逐步下降、“老龄化”趋势已经显现的同时,中国的人口参与率却在提高。这种状况,使得许多学者将中国经济持续近三十年的9％以上的高增长部分归功于“人口红利”。但是,尽管存在巨大的缓冲余地,社会总抚养比的下降,持续实施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必然致使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中,我国老龄化的速度和规模都将远大于其他国家,这必然将对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对于上述变化趋势,我们显然需要早做研究。　　 人口结构变动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本文不拟展开全面研究。我们的关注点在于这一变化对中国的社会储蓄及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论文在较全面介绍前人的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学者的理论模型,结合中国的实际,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及资产收益率的关系。本文的研究产生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在人口结构与储蓄方面,我们首先采用了1989年至2005年全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国民储蓄率和人口抚养比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尤其是较低且持续下降的少儿抚养比,导致了中国当前的高储蓄率。同时,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的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是正方向的,也就是说,随着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中国的储蓄率也在上升。这与经典的生命周期理论以及随后发展出来的交叠世代模型的结论正好相反。为弥补时间序列回归分析因数据量太少的缺陷,本文利用1990-2005年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对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同样显示: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符号是正的。这说明,当前中国的老龄化进程非但没有降低国内储蓄率水平,恰恰相反,上升的老年抚养比还对国内高企的储蓄率水平产生了推动作用.其中可能的原因有:与退休前相比,老年人退休后收入下降的速度小于其消费下降的速度,或者说,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支出的下降速度高于其收入下降的速度;其次,由于国内养老和其他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社会还处于大的制度变革进程中,各种不确定因素较大,作为预防性储蓄,老年人的储蓄意愿大大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储蓄意愿;中国传统的传宗接代和家族的观念,使得储蓄的养老动机和遗产动机成为中国家庭较为普遍的理财模式。　　 在人口结构与资产收益率的关系研究中,论文利用1991年—2005年数据对国债收益率、股票投资收益率以及超额收益率与人口抚养比进行了Granger因果检验。我们发现,与基于发达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到的结论不同,在现阶段,我们不能推断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资产收益率变化的原因。这可能与中国金融领域市场化发展的程度还不高,市场化定价机制还不完善,以及可供回归分析的经验数据太少有关。　　 本文从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变化的角度解释了当前国内高储蓄的成因,并且指出,这种基于人口结构变动而形成的高储蓄是一种较为长期的趋势;它是一个社会长期演变的结果,短期内无法改变,也不是通过短期的政策调控可以逆转的。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高效地利用好这种高储蓄。同时,鉴于在我国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的正相关关系,尽快完善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以及设计出更多适合老年人收入和消费特点的金融产品,鼓励和引导老年人增加消费,提高和改善其生活水平,将有助于缓和当前过高的储蓄率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