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刘勰是首位将“谐隐”作为文体概念加以讨论的文学理论家。刘勰以史学传统的求实观念考察了“谐隐”文体的发展历史,并总结反思了“谐隐”文体的创作理念和价值追求。《文心雕龙·谐隐》篇的历史价值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刘勰以儒家的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为主导思想来设立批评标准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谐隐”的理论价值的阐释。对“谐隐”的文化根基的深入考察是我们理解“谐隐”的艺术魅力的前提。“谐”文学的社会性赋予了“谐隐”的强大的传播影响力,庄子思想与“谐”文学的对话、交流也丰富了“谐”文学的表现力和审美意蕴;“隐”文学的神秘文学源头则为“谐隐”形式的诡异、多变奠定了基础,但在理性文明的进程中,神秘的隐语开始演变为合乎道德的“微言”,融入到政治文明的体系中。这些文化因素是我们解答“谐隐”文学相关问题的关键。汉末魏晋是“谐隐”文体观念孕育的关键时期。东方朔、枚皋等“俳优化”的士人为了换取主上的恩宠,创作了大量滑稽诙谐、机智逗趣的辞赋。郭璞提出“谐隐”一词也是专门指向此类创作。从郭璞的论述中,我们还能体会到当时士人对“谐隐”的鄙夷心理,这种态度也为后来刘勰的“谐隐”文体论所承接。另一方面,应当注意到,“谐隐”以诙谐辞赋、民间笑话、谜语等形式继续发展,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思想内容、表现手法、体貌风格,为刘勰的“谐隐”文体论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刘勰以儒家思想内核为立论的根基和导向,借助历史的梳理,勾勒出了“谐隐”的文体面貌,同时也奠定了“谐隐”文学的批评标准。“谐隐”文体论由此奠定。在对“谐隐”文体论认识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文学创作实践,我们重新考察了“谐隐”的审美意味,在我们看来,“谐隐”的审美意味主要表现为“会俗悦笑”的创作心理、“义生文外”的思维范式、“纤巧弄思”的艺术旨趣三个方面。总之,本论文以“谐隐”文体的生成为明线,以“谐隐”意味的孕育为暗线,一方面显出“谐隐”文体观念构建的历史现实条件,另一方面卸下文体观念的建构材料,还原被批评话语所掩盖而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谐隐”意味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