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及其相关事物所持有的一种归属感。它既是政治体系合法性的来源，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及政治发展的动力。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受历史文化、制度安排、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影响，他们的劳动权、公民权在城市生活中屡屡遭到侵犯，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农民工群体的政治认同。由于农民工群体人数众多，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覆盖面广，目前一些突出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特别是，当前，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阶层的主体，他们在1.6亿进城农民工中约占60%的比例，其需要层次、个人发展空间、身份认同、归属感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以比较的视角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问题更具现实性和前瞻性，这对于培养具有主体意识的公民，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推进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着重要意义。政治认同包括利益认同、制度认同、价值认同三个层次。基于农民工身份的特殊性，使得身份认同成为农民工政治认同问题的一个最基础层面。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农民工政治认同体系的主要内容。其中，身份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逻辑起点，因为公民作为政治认同的主体，首先必须从内心完成身份认定，即解决“我是谁”的问题；政治是对利益的权威性价值分配，因此，利益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现实基础；制度是对利益的文本界定，而有效的制度必然要建立在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之上，但从根本上说，影响农民工政治认同的最大变量——“不公平感”的消除，不是建立在高远的理想之上，而是建立在对具体相关制度的遵守之上的，所以，制度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底线原则；价值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核心内容，也是政治认同的最高层次，但由于其抽象性的特征使之难于把握，而真实而积极的政治认同最终必然体现在价值认同方面，为此，价值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内生肌理。此外，政治认同内容的四个方面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彼此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在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利益认同、制度认同、价值认同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渐进过程。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阶层的主体，他们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决定了其归属感、需求层次、职业追求、生活目标与老一代有根本上的不同。老一代农民工主要是为了生存而工作，他们赚钱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家庭的生活质量，进城打工只是他们回到农村过更好生活的一个手段。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不单纯是为了赚钱，更重要的是要在城市安身立命，继而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为此，他们的需求层次发生了变化，即在满足生存的同时，他们还要寻求自身的发展。其次，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目标指向城市，也导致了他们在流动方式上的变化，即由老一代的循环流动模式变为单向流动模式。再次，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的目标使他们生活满意度的参照对象由乡里人转变为城里人，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生活满意度。复次，受社会环境和教育水平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明显高于老一代，他们的权利意识已经从劳动权扩展到公民权。两代农民工在流动模式、需要层次、比较对象以及权利意识方面的变化使新生代农民工在政治认同上呈现出新的趋向。根据已有的资料以及笔者对上海和哈尔滨两地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政治认同趋向方面已呈现出全新特征。即他们在身份认同方面模糊性增强，在利益认同标准上体现为双向提升的趋势，在制度认同方面呈现出价值理性取向，在价值认同方面有明显的冲突性特征；此外，在政治行为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困境逐渐从心理冲突外化为行为冲突。老一代农民工的成长背景决定了其政治认同建立在牢固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基于生存目的的城市生活预期，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困境主要集中在劳动权益被侵害这一问题上，故其政治认同多停留在利益认同层面。在总体上，老一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程度较高且相对稳定。比较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参照对象是城里人，不容易形成利益认同；并且，在利益需求方面，他们的需求层次和需求范围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他们除了注重像工资水平这样的现实物质利益外，也对诸如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社会利益有强烈的需求，而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意识不断提升，他们也更加积极地关注自身当家作主的政治利益。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预期上更强调发展，这决定了其在寻求自身发展过程中追求平等的必然性，而面对发展的障碍，他们最终也必将会选择从制度和法律层面去争取和实现自身的权利。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不止停留在利益层面，而是已经涉及到了更高层次的制度认同及价值认同问题。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高于老一代，城市融入愿望更强烈，但由于他们面临的是一些制度性瓶颈，所承受压力大于老一代农民工，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障碍。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需求已经对政府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政策提出了更高要求，而政府在这些方面如何回应将会影响到他们的制度认同。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观、价值观、法律意识使他们的价值判断更具自觉性，而这些判断不但关乎他们的价值认同，也会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行为。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新趋向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总体上，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主要是由工具理性主导，而价值理性相对缺失；但从他们的制度需求方面看，已初步具有价值理性的追求。由是观之，新生代农民工在积极政治认同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障碍。这一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他们的政治认同层次还有待提高；二是从主体层次看，公民认同还存在一定障碍；三是在行为层次上，常态化的制度性政治参与相对缺失。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障碍有其深刻的主客体原因。“尽管比较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在各方面都产生很大变化，但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主观层面。客观上，如果从一个大的时空范围看，他们并没有根本摆脱老一代农民工所面对的社会及制度环境。1”由于政治认同是在主客体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政治现象，因此，事实上，主客体因素不能够截然分开。从客体因素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障碍主要是受制于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由于这种影响广泛存在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它们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心理相互作用导致了其政治认同障碍。从主体因素看，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接续性与断裂性并存的主体性特征推升了其与客观环境间的不适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治认同障碍。由于现实制度安排滞后以及受主体的政治认知、思维特征等条件限制，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还处于不稳定状态，并带有双重性特点，即理性认同和非理性认同并存。某种意义上，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现状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了挑战。新生代农民工在未来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位置决定了，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消除他们在政治认同方面的障碍，就会影响到经济社会的成功转型、政府的公信力以及社会各阶层间的和谐共处，更进一步，还可能会降低改革的合法性，甚至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为此，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在政治认同方面的新趋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必须从主客体两个方面加以应对：一方面，要在政治社会化的意义上进行主体建设，将新生代农民工培养成为具有公民精神和公民能力的合格公民。在公民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形成更高层次的政治认同。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所面临的制度性障碍和社会环境因素，都需要政治系统对此作出积极回应。这种回应既包括执政党和政府在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上的自我提升，也包括发挥执政党和政府的社会功能方面，如，充分发挥执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和意识形态整合功能，加强政府社会服务功能等。此外，还必须通过建立健全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各项制度，扩大农民工的制度性政治参与，建立农民工组织与自组织，完善农民工的司法救济机制等手段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困境，逐步消除其城市生活的不公平感，以此改善他们的政治认同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