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研究来自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法律需求。伴随着生物技术进步，尤其是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生物经济的兴起，一些新的伦理与法律问题不断出现，生物安全问题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在法治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主旋律的宏观背景下，以生物经济发展为研究视角，对生物技术发展所产生的安全方面的国际法律需求及其价值理念加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谋求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或修缮，通过立法保障生物技术并进而保障生物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生物技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飞速发展促生了生物经济这一新经济形态的出现，使得生物经济成为国际科技竞争和经济竞争的重点领域之一。立足于生物经济发展的视角，生物安全问题亦即生物技术安全问题，是指由于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研究、开发、应用、管理以及转基因生物跨境转移等而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的现实或潜在的不利影响。生物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诸如转基因技术安全、药品安全、医疗安全、国家军事安全以及食品安全等在内的众多生物安全问题，这些问题作为生物技术的集中负面显影，对当代立法带来了尖锐挑战。　　 生物安全问题具有影响群体的广泛性、影响范围的跨国性以及危害后果的不可逆性三个方面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人们对于生物安全问题的立法应对需求会相对更加强烈，对立法的要求也会更高。生物安全立法作为国家为应对生物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风险之挑战而向社会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必须承担起防范生物安全问题与保障生物技术健康发展这两个方面的基本使命。生物安全国际立法的直接需求在于抑制生物技术发展的风险，而其间接需求则在于维护国际秩序的良好运行以及影响各国国内生物安全法制构建，以为生物安全问题在国际以及各国国内范围内的解决提供良好的环境。为了保障生物技术的健康发展，避免可能会严重影响人类社会安全的各类生物安全问题，相关的国际立法必须及时跟进。国际立法作为各国在国际合作与斗争中之不同利益冲突与妥协的结果，使得国际法在保障生物安全方面不可能像国内法那样富有实效，应对此保持理性认识!　　 效益与安全是国际生物安全法的两大基本价值，也是国际法在调整生物科技发展引生的国际关系尤其是在应对和解决生物安全问题时所必须关注的两个基本价值维度，但这两个价值也存在一定冲突。以人权保护作为基点，安全价值应当是国际生物安全法所追求的首要价值追求，在国际生物安全法所追求的效益价值与安全价值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国际生物安全法对效益价值的崇尚应当让位于其对安全价值的追求。国际生物安全法内在的安全价值要求国际生物安全立法建立在安全保障的基点之上，为此，在相关的规则设置与制度安排上，国际生物安全法需要以风险防范作为立法的基本理念与原则。　　 生物科技发展过程中的效益与风险的共生性，对当代相关国际立法提出了很多矛盾性的立法需求，使得国际社会在是否应当令国际法全面介入生物科技发展的问题上产生了诸多分歧。国际生物安全法的立法领域涉及国际环境法、国际经济法、国际卫生法、国际人权法以及国际战争法等多个领域，是现代国际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　　 就目前来看，现行国际生物安全法无论在立法效力、立法体系以及立法目的方面，还是在立法内容上都显现出了自身明显的特点。但另一方面，这些立法无论是在价值定位上，还是在规则设置上，抑或是在立法体系建设上，都还存在一些显见不足，难以适应应对生物技术发展尤其是以生物技术为载体的生物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为此，国际社会应当从确立国际生物安全法自身正确的价值定位、制定专门规范各国生物产业政策的国际法律文件、建立协调生物安全国际法律冲突的国际机制以及加强有关生物技术发展的国际标准建设四个方面寻求其自身发展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