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于明代藩王、宗藩制度、宗禄人口、王府庄田等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时代环境,当时研究普遍存在着以论带史、论证疏阔的问题,许多历史事实并未澄清。新世纪以来,相关研究亦有诸多进展,但皆为从个别侧面入手的单篇论文。其中,从区域化视角对明代宗藩进行研究的十几篇硕士论文在研究的问题意识方面体现出新意,但其展开的内容,主要是将上世纪研究成果,放入某一区域范围进行再观察,无论史实梳理和澄清,还是问题分析与解读都未达到深入程度。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论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从政治、法律、经济、心态诸方面入手,对明代关于宗藩上层即藩王的制度安排、藩王的政治地位与角色、藩王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进行系统性的梳理、考核与分析,在比较全面呈现相关史事基础上,集中于藩王这一特殊人群,对明代国家体制中的贵族阶层与贵族政治状况做尽量深入的透视。朱元璋建国后,出于防御旧元、转移军权的现实考虑,及配合废除宰相制度、防范权奸的需要,建立分封制,大封诸王。因此,洪武时期,诸王不仅拥有极大的军事权力,也拥有节制布政司的权力。建文帝登基以后,尝试削弱诸藩权力,引发靖难之役。燕王朱棣登上皇位后,继续推行肇始于建文帝的削藩政策,通过迁封、削减王府护卫、解除诸王军事指挥权等方式,削夺诸王军事权力。但成祖削藩并不彻底,直到宣德一朝,削藩方才彻底完成。经过朝廷的削藩和日加严苛的藩禁政策,藩王虽然衣租食禄,享受优厚物质待遇,但在权力体系中地位微弱,不仅完全淡出朝堂,而且不许议论朝政,不得与官员联姻及结交,甚至个人的行动自由也受到极大的限制。万历中期,朝廷放开了宗室入仕之禁,但仅对将军和中尉而言,藩王仍在防嫌之列,这一状态直至明亡没有改变。明代藩王与王官的权力关系,也可以反映出藩王的实际处境。根据《皇明祖训》,亲王对王府文官无人事任免权,但有合于律法之司法权;对王府武官,亲王有司法权和一定范围的人事权。可事实上,靖难以后,亲王对文官既无人事权,亦无司法权;对武官可在符合世袭的条件下上疏奏请;王府内官多由朝廷直接派遣或任命,亲王可以提名保荐,但仍需获得朝廷批准方可。对于武官和内官,亲王仅有在朝廷授命的情形下方才可以行使司法权。不仅如此,在永乐一朝,由于朱棣的鼓动,告发藩王的现象盛行,王官的职责骤然发生转变,由过去的辅导之臣,变为藩王的监视者,担负起监察王府的作用,因此时常凌驾于诸王之上。明代藩王在靖难之役后虽然直接政治权力大幅度削弱,但是此一人群在明代国家政治中仍然扮演一些重要角色,明代藩王及分封制度在帝制政治中具有结构上的重要意义。宣德末和正统初,亲王经常代天子祭祀宗庙、天地及皇陵;当皇帝出征时,亲王居守京师;诸王还身负劝进及劝立储君的政治任务,劝进和劝立储君看似是一项礼仪性和象征性事宜,却是皇位合法性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地方,藩王并非绝对不问时事,他们可以就地方修筑事务进行奏报,也偶尔会对封地内三司事务奏告朝廷,这表明朝廷依然为藩王保留了一些参与空间。藩王对于宗室事务的讨论最多,他们不仅主动参与,朝廷也呼吁他们进言,他们的许多建议都得到了朝廷的采纳。在军事上,削藩之后,明代藩王有奏报地方军情的权力。从明代中后期开始,由于朝廷财政陷入困境,各项开支难以筹措,藩王捐禄捐银的现象十分常见,包括:赈灾、助饷、辞禄补给宗粮和献助等。在皇权中断时,藩王的政治地位及分封制度在帝制中的结构性意义得到凸显:皇帝薨后无嗣,与皇帝亲疏关系最近的藩王便继承大统;崇祯十七年,崇祯帝自尽后,在崇祯帝诸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明代藩王便成为国家正统性的代表,成为一面争取明朝复兴及团结各种抗清势力的旗帜;南明诸政权,在北京中央政权瓦解后又持续明代正朔四十年;南明诸王在皇权中断之时再续朱姓皇权,部分实现了明初朱元璋分封诸王的用意。叛乱是藩王参与政治的一种非常规方式,是藩王对既有秩序进行的反抗。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规定了诸王的法律特权。从明中后期开始,《祖训》规定的情形发生了变化:第一,朝廷对宗室所作的法律限制已经突破家法《皇明祖训》的范围,部分内容开始出现于国法之中;嘉靖末年颁布的《宗藩条例》对宗室生活的各方面都进行了限制和约束。第二,地方官员及三法司官员在藩王整个司法过程中的参与范围渐宽,干预程度也在增强,增加了对王府的监察职责,可以参与对宗室的议罪等。但若仔细辨析,可以发现,明中后期出台的法律条文,包括《宗藩条例》在内,绝大多数条款是针对下层宗室,藩王尤其是亲王的法律特权所受的波及是细枝末节及无关紧要的。官员参与程度加深,也仅是增加了监察权力,对于犯罪藩王,特别是亲王,司法过程中的缉拿权、审问权和判决权仍专属皇帝一人。这表明宗室内部成员,因爵位高低不同,在法律待遇上产生了分野。藩王法律特权,终明一代,根本上并无实质性变化。洪武时期,藩王政治权力极大,岁禄与赐田是朝廷对诸王进行供养的一种方式。靖难之后,藩王几乎不具备任何实际政治权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朝廷大量赐予诸王岁禄和庄田。这一现象背后的政治意义是:朝廷对藩王付出的政治代价——不参政,给予经济性补偿。因此,可以看到,从明初到明末,亲王获赐田地的数目,大致呈上升趋势。嘉靖末年的宗禄改革,从改革对象上来说,仍然主要是针对下层宗室,郡王兼有涉及,亲王的切实利益则很少触及。这也体现出宗室成员在经济待遇上的分野。所以,宗禄背后的政治蕴意不能同一而论。于国家而言,以宗禄供养皇室后裔,是“亲亲之谊”,随着明中后期宗室人口大量繁衍,而逐渐上升为中央财政问题。于亲王而言,宗禄和庄田是他们以牺牲政治权力为代价,而获得的经济补偿。于下层宗室而言,宗禄口粮是他们的基本生存保障,当宗禄长久拖欠,无法支取时,就意味着朝廷的遗弃。郡王则处于亲王与下层宗室之间,作为中间阶层,其生存状况虽比不上亲王,但比下层宗室又好很多。朝廷对宗室的供养制度,使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笔的宗禄支出加剧了明朝的财政困境。明代藩王因朝廷颁布的藩禁政策,不能出仕。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仍有着较强的政治关怀和参与政治的诉求。这些诉求和意愿在明代是不被认可和允许的,因此只能寄托于诗歌之中。在诗作中,他们关心时政、边事和下层民众,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意识。与此同时,这些藩王信奉佛教和道教,具有强烈的出世情怀。这种出世情怀,于他们而言,是政治抱负无法施展的一条精神出路,亦是明代宗室所处严苛政治生态中的无奈选择。经过对明代藩王相关史料的系统梳理,本文在澄清诸多事实基础上,对明代贵族政治进行透视,提出:从政治制度设置与运作维度讲,明代藩王在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时期政策调整之后,已经失去实际军政权力,中国贵族政治在此时达到空前衰弱状态,反衬皇帝权力的高度集中化,并伴随士大夫政治影响力一定程度的增强。但当皇权中断时,藩王的政治意义便得到凸显,这表明从帝制的内部结构来看,贵族体制虽然孱弱,但具有结构性意义。从权利划分维度讲,贵族政治中的“等级”区分与少数人“特权”性质在法律和经济领域长期保留,明代亲王直至明亡,始终处于高等级地位,享受一般臣民无法企及的法律特权和经济特权。藩王的这种高等级与特权地位表示,相当程度的贵族制精神是明代帝制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是中国帝制传统难以祛除的特征之一;与此同时,贵族经济特权,需要大笔宗禄支出,这无疑给明朝财政的困境雪上加霜。从广义的国家制度体系角度而言,明代贵族仍然是一个政治性的课题。明代贵族政治的上述两个特色,对于透视明清帝制体系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秦汉时期形成的帝制,是以皇帝为顶端,以郡县体制、官僚体制、贵族体制三个系统为支撑的政治制度。到了明代,这一制度既发生了新的变化,又保留了不变的传统。所谓“变”是指:第一,明代贵族政治的衰弱,相较于秦到唐贵族政治的强势,表明原先帝制中一些僵化的部分已经松动;第二,明代士大夫政治相对活跃,士大夫主流受儒家学说影响,虽承认皇室血缘特殊地位,但更强调道统和“天下”关怀,这使得明代帝制体系运行中增加了一些具有理性含义的精神。这二者是为帝制之“变”。所谓“不变”是指:第一,作为阶层的贵族,包括宗室、世袭功臣和外戚仍然存在,并不存在彻底消亡的可能;与此同时,作为帝制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贵族体制具有不可或缺的结构性意义;第二,贵族政治蕴含的“等级”与“特权”的性质,在法律和经济领域仍旧发挥着深远的影响;这二者是为帝制之“不变”。“变”与“不变”及其之间的张力共同构成了明代政治制度的特色。明代政治制度在缺乏更有力的社会变动推动情况下,并不能达到政治理性精神的充分伸张,还是会陷入左右纠结的困境。从藩王角度审视明代贵族政治与帝制体系,可以看到,尽管明代中国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皆发生的深刻的变化,但政治领域的根本性变化尚未明晰,帝制架构的继续延续仍有深厚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