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多个部门共同颁布《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强制报告意见》”）正式在国家层面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以下简称“强制报告制度”）,同年10月17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吸收《强制报告意见》中关于强制报告制度的相关内容,正式在法律层面建立强制报告制度。强制报告制度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和“国家亲权”理论为依据,是国家力量强制介入并与社会力量共同配合保护未成年人的关键举措,对于解决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预防难、发现难、处理难等问题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制度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新生制度在运行过程中难免出现规范不足、运行不畅等问题,在当前侵害未成年人严峻的社会背景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数量仍处于高位,各类恶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频发,所以对于制度的完善就显得尤为紧迫。本文通过分析强制报告制度理论基础、解读强制报告具体法律法规、梳理强制报告发展历程,得出目前强制报告制度面临报告主体意识不强、报告制度法律衔接不畅、制度体系不完备、配套措施缺失等问题,再结合对域外强制报告制度考察研究,得出目前具有可行性的建议。本论文除去绪论共有五个部分,关键部分为强制报告制度的困境和完善建议。第一部分为强制报告制度的理论基础。本部分主要介绍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和“国家亲权理论”的提出与内涵,通过分析理论中所包涵的价值理念,了解其对强制报告制度指导意义,奠定对制度的基本认识。第二部分为强制报告制度的发展现状。首先介绍了我国强制报告制度的发展历程,然后全面分析强制报告制度的法律依据和内涵,从主体、内容、责任承担、保护措施以及受理部门进行解读,总结出强制报告制度具有强制性、多元性、系统性和完整性的特点,最后简要梳理强制报告制度的地方实践,以期更为全面了解强制报告制度。第三部分为强制报告制度的现实困境。结合前面对我国强制报告制度的分析与总结,指出目前强制报告制度在实践中不能发挥有效作用原因在于报告主体意识不强、法律衔接不到位、制度体系不完备与配套措施不健全,通过一个清晰的检视,为后续的完善提供思路。第四部分为强制报告制度的域外借鉴。本部分主要通过探索域外强制报告制度运行良好的国家（地区）,从强制报告主体、报告事项范围、报告时限与方式、报告处理流程、未履行报告义务责任和责任主体保护方面进行解析式研究,为我国强制报告制度的完善提供更加精准的建议。第五部分为强制报告制度的完善。依据前面对我国强制报告制度的全面分析,得出强制报告制度运行所存在的困境,再结合探索域外强制报告制度得出的有益经验,从增强报告主体意识、加强法律衔接、细化制度体系和完善配套措施四个方面提出完善强制报告制度的可行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