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率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捕”,2019-2020年中央先后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中提出到年底以前,完成水生生物保护区渔民退捕,率先实行全面禁捕,今后水生生物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到2020年年底以前,完成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保护区以外水域的渔民退捕。长江流域实行常年禁捕成为实现长江流域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但让近28万长江渔民必须退出长江捕捞活动,将会使渔民失去原有的生计手段。目前,长江退捕工作主要围绕回收渔民捕捞权以及有偿报废专用设备,关于渔民上岸以后补偿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机制。在此背景下,能否从渔民现有的生计资本出发,制定符合渔民意愿的补偿措施,关系到渔民上岸能否快速适应退捕生活,保障其生计资本不会下滑。因此,本文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究渔民的生计资本对补偿意愿产生的具体影响,并结合洞庭湖沿湖实地调查的数据,提出优化渔民生计资本结构,提高渔民上岸适应能力的相关建议,最终达到长江流域环境保护和渔民生计的协调发展。本文首先对可持续生计资本理论的发展和作用进行了描述,在此基础上,对国内外关于利用可持续生计框架解决农户生计问题,渔民退捕补偿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此部分是本文研究的基础和铺垫。接着对洞庭湖沿湖地区渔民的基本生计情况,渔民退捕关注的问题以及补偿意愿三个方面进行统计性描述。在此基础上,通过参考相关领域学者的研究成果,遵循评价指标的选取原则,构建可持续生计框架指标体系,对研究区内渔民生计资本存在的问题给予分析。最后通过相关性检验和多元无序logistics回归模型,得出渔民生计资本对补偿意愿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洞庭湖沿湖地区的渔民群体对退捕政策表示支持,这对长江退捕工作的推进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当地渔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不高,退捕后渔民生计问题较多,渔民群体的脆弱性表现突出,这些表面问题基于可持续生计的视角来看,主要是由于当地渔民的整体生计资本值偏低,并且五类生计资本指标之间差距明显,能够相互影响。退捕前,渔民维持生计主要依靠人力、金融以及物质资本,对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依赖度较低,而自然资本近年由于过度使用呈现下降趋势,渔民的交际圈相对固定,社会资本始终没有明显提升,这进一步需要渔民投入其他三项资本以此维持生计;退捕后,除因长江流域禁捕的保护自然资本得以缓慢提升外,其余四类生计资本预计全部下滑。总的来说,退捕对于渔民,会造成可持续生计资本的下降和结构的严重失衡。因此,在此基础上联系渔民的补偿意愿,可以得出生计资本中年龄等六项因素对补偿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在人力资本层面,年龄,受教育度低,家庭人口多的渔民更倾向于社会保障和货币补贴类补偿;在金融资本层面,捕捞收入越高的渔民越是倾向于就业安置类补偿;在物质资本层面,渔船渔具的价值对渔民选择社会保障和货币补贴的影响为正。总的来说,越是整体生计水平低的渔民,越是愿意选择一次性的短期补偿方式,而整体生计水平较高的渔民,更愿意选择阶段式的长期补偿方式。根据以上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以渔民不同的年龄段为基准,通过货币补偿,社会保障及就业安置这三个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补偿。具体表现为引导退捕渔民积极转型、加大资金投入创新补贴形式、放宽社保限制及完善社保机制等一系列措施,提高渔民上岸后的抗风险能力和适应能力,解决渔民的生计资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