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澂的量论因明研究包括因明和量论两部分内容。因明研究集中于对《因明正理门论》《因明入正理论》两个文本的解读,其量论研究包括藏传量论发展史略、陈那与法称量论研究,代表作有《西藏所传的因明》《集量论释略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佛家逻辑——法称的因明说》等。吕澂认为,印度量论大成于法称,法称以释陈那《集量论》而成就自家量论,《集量论》深化了《正理门论》的理论,而藏族学者又细化了法称量论。吕澂在量论研究上创新以汉文写作方式研究藏传量论,带有以藏传量论、汉传因明文献为基础的量论因明整体性研究之观念。因明如何论证佛学,这也是吕澂因明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佛学论证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因明理论论述里以佛学论证案例予以说明;另一方面,以因明规则讨论唯识比量和清辩二量。《因明纲要》中通过整理《二十唯识论述记》《广百论释》《般若灯论》《大乘掌珍论》《观所缘缘论》《成唯识论》《成唯识论述记》等佛教经典著作,提炼出因明作为论证方法的基本规则。而在吕澂关于清辩“二量”批判观点和与王恩洋的讨论可以看到吕澂量论因明研究相较于传统文本研究的进步;以及吕澂肯定立场对唯识比量从因明规则出发分析是确实性知识的探讨。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思潮的兴起和因明典籍的复归,学界诸多因明研究者会不由自主的参照西方传统逻辑学科理论注疏因明,这种研究尽管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因明学的发展,但并不能很好地叙述因明的义理。而吕澂研究的成功之处在于根据大量经典文献再建文化自身的论域。如何用文化本身的方式去表达文化本体的思想,把民族思想的解释权还给民族本身正是吕澂留给我们的研究课题。论文以文献学方法为基础,通过比较研究等方法对吕澂量论因明学研究进行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