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职律师制度是伴随国家法治化水平的提高而出现,纵观世界各法治成熟国家的发展经验,国家法治化程度越高,公职律师制度越完善。对政治、经济、法治等各方面都处在改革深水区的中国而言,全面建立公职律师制度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因此,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要“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并在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普遍设立公职律师参与决策论证,提供法律意见,促进依法办事,防范法律风险”。公职律师制度缘起于西方,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探索,总结近三十年的发展经验,虽在域外经验和本土政治体制调适中取得了一定成功,但也出现很多水土不服的情况需要调整解决,尤其以公职律师制度相关的上位法规定缺位、身份定位模糊、与相关机构职能重合、组织管理不协调四个方面最为突出,这些问题能否理顺,对我国公职律师制度的深化改革至关重要,基于此,文章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破解上述困境的建议。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当前我国公职律师制度发展和深化改革的现实起点。主要对公职律师制度产生的国内外背景、当前国内发展现状进行综述。因为公职律师制度并非我国的本土制度,我国构建公职律师制度是对域外经验的移植和本土化,在此过程中,公职律师制度在域外缘起的相关理论、制度目标及实践经验等因素影响着我国对制度本身的认识理解。同时,我国公职律师制度未来的深化改革和制度的构建也必然在早期试点的基础上进行,因此,本文在第一部分对我国公职律师发展的现实起点进行综述。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当前我国公职律师制度运行中所面临的制度困境。一是公职律师制度的立法工作严重滞后,导致很多地区在对公职律师的制度规定上,出现“合理”但“违法”的悖论;二是对公职律师的身份定位模糊,公职律师是否必须具备公职人员身份规定不明确,造成公职律师、政府法制机构公职人员、政府法律顾问三者职能重合;三是与政府相关法治部门职能重合,对公职律师的职权范围和功能界定不明确,导致与政府相关法制部门功能存在交叉,各自为政现象突出。四是管理体制不健全,对公职律师的管理部门、待遇保障和履职独立性上缺乏明确规定,致使公职律师制度的顶层设计不能落到实处,阻碍制度深化改革和功能的发挥。第三部分则是完善我国公职律师制度的建议。论文在此部分就如何解决当前我国公职律师制度面临的上述困境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修改现行《律师法》和制定与其相衔接的管理条例,为公职律师制度长远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第二是细化公职律师的组织形式,做好公职律师制度的顶层设计,从而保障各试点地区有序开展。第三是理顺管理体制,明确公职律师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实现公职律师制度的预期价值。第四是完善我国公职律师的激励保障措施,建立良性发展机制,吸引优秀法律人才加入到公职律师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