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叙事”作为性别理论与叙事学相结合后产生的一种批评方法与视角，着重从话语的性别权力角度解读文学艺术或者人类的文化现象，认为所有的叙事都是带有性别意味的，并且参与了社会性别意识的构成。它把文本置于历史语境中，认为叙事形式与其生产者和读者所处的时代、阶级、性别、性取向以及种族和民族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在这种批评视角的观照下，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样式与文化表征，也是按照社会的性别话语权力来创作与制作的。中国谍战片主要是以20世纪中国的社会革命、民族解放及社会主义建设为背景，以服务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大业为旨归，社会革命中的谍战活动与中国妇女追求解放的现实共同构成谍战片性别叙事的社会语境，中国谍战电影独特的政治担负以及电影制作机制是其性别叙事的艺术语境。在此基础上中国谍战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性别叙事轨迹：在其形成之初，其性别叙事呈现为性别符号被“收编”在民族政治之中，或者性别自我被“奇情”遮掩的样态；在“十七年”谍战片的“反特”叙事中形成了“女特务”的角色定型、女侦察员“非性别化”的性别角色设置；新时期的谍战片则沿袭着“黑色女人”的惯例，并开始向女性特征回归；到了新世纪，谍战片突出讲述“英雄气概下的男性中心叙事”、沉溺于欲望叙事的身体书写。中国谍战片作为电影的一种类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述着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消费合力作用下的性别政治。站在叙事形式的角度综合审视，它表现了如下一些特质：在叙事模式上，不论是90年代前书写“父性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还是其后张扬男权文化的暴力和战争书写，都表现为男主女从（或者对象化）、男性中心的特点；在叙述视点上，表现为男性人物视点的中心化与女性人物视点的边缘化；在形象的塑造上沿袭着社会的性别成见与传统的性别文化成规。虽然二十世纪的中国一直都在追求妇女解放，但谍战片的这些性别叙事一方面贯穿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迎合着社会大众的性别意识，另一方面也强化了现实社会中的某些性别成见，加剧了社会文化中两性话语的不平衡。在男性中心的社会政治和大众文化消费的支配下，电影更加地走向了一种压抑女性，甚至反女性的立场，不仅是利用女性形象、重新规范理想女性的问题，而且也在重新构造着社会性别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