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就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过于集中。”具体到外贸体制方面,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到1978年之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外贸体制,这种体制具有很多弊端：国家的统一经营,影响了外贸相关部门的积极性；外贸企业狭小的经营自主权,束缚了外贸企业的发展；财务政策的不独立,让外贸企业缺少了改善经营管理的动力。因此,外贸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1979-1984年是外贸体制的初步改革阶段。在本阶段实行的国有企业改革措施有：建立一批进出口公司,为了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将商品的经营权下放,实行政企分开,打破以往外贸企业由国家经营的局面,并在外贸企业中推行出口代理制；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工贸隔离、产销脱节的问题,把外贸企业与工业公司对口,实行联合办公、联合生产、联合对外洽谈、联合派出小组出国考察的“四联合”及外贸的出口商品价格对工业部门公开,工业生产成本对外贸部门公开的“两公开”策略；建立海外贸易派出机构。本时段的外贸体制改革还处于摸索阶段,目的在于逐步摆脱过于集中的经济体制,以市场为取向,释放外贸相关部门的活力。但是,经过这些改革,原有的外贸经济体制的问题仍然存在：首先是因为行政管理的管理方式只是较以前有所削弱,仍然是主要的管理方式；其次是外贸企业并没有很快的适应新的角色的转换,还需要政府财政上的扶持。外贸体制改革在1985-1993年期间得到深化。从1985年起,外经贸部不再编制、下达外贸收购计划和调拨计划,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缩小指令性性计划。1985年,让外贸企业在财务上和其主管部门脱钩,外经贸部对所属外贸专业总公司实行出口承包经营责任制。1987年9月26日,国务院批转《1988年外贸体制方案》,新的外贸体制改革进入实施阶段。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为了更好地扩大对外贸易,必须按照有利于促进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方向,坚决地、有步骤地改革外贸体制。”1988年2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快和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1989年2月为了落实1988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国务院专门颁发了《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对外贸易公司的通知》,同年又批转了《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各类对外贸易公司的意见》。1990年新一轮的外贸体制改革随着《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对外贸易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本段时期的改革是在上个阶段的深化,因而对与发展外贸经济所要求的宏观经济条件要求更高,发展外贸经济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1994年,我国的外贸体制改革在国民经济综合配套改革中进行的。从1994年,我国的财税体制进行改革,国有外贸企业统一上缴所得税33%,同时进一步调低关税,颁布多部贸易立法。1995年之后,我国的外贸体制改革以国有外贸企业为中心,建立多元化的所有制主体,政企分开,放开放活小型外贸企业。这段时期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发生了转变,这些进程主要集中于进口方面,主要措施是使进口壁垒的不断下降,而进口方面则实行外贸自负盈亏,取消外贸出口的财政补贴。在经受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外贸易进入了平稳增长的态势。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贸易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这段时期我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虽然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但是态势却不稳定。还应看到,为加大直接利用外资的力度,国家对外商投资企业制订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待遇既对中国利用外资的迅速。长期以来,国家对于非国有经济企业进入外贸领域设置了较高的门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终于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中国的外贸新体制逐步符合国际贸易的规范,政府管理贸易的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政府主要以政策的制定来管理对外贸易。政府按国际通行的办法对贸易实施管理,市场机制将在配置资源放开时起着必不可少的主导作用,而其政府对经济干预手段也将以法律的和经济的手段为主。政府做好经济的看门人之后,中国外贸经济的市场化步入正轨。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强,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越来越少,从而由于行政干预引起的寻租机会与寻租行为将逐步减少直至消失。国家管理外贸方式的转变,迫使外贸企业放弃寻租幻想,而转向通过加快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寻求效益、谋求发展。随着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企业逐渐克服寻租的心理日益走向成熟。1979-2005年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取得的经验是：坚持外贸体制改革理论创新；坚持层层推进的外贸体制改革策略；坚持市场化的外贸体制改革方向。面对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1979-2005年外贸体制改革对今后推动对外贸易工作的启示是：建立外贸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职能转型；推动外贸产业创新,取得竞争优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对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