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面对全球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将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刑事法领域，兼顾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环境，已成为各国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338条做出修改，将原来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取得一定的进步意义。近几年来，各类型污染环境事故频发，使得污染环境罪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由于污染环境罪与传统犯罪相比较具有侵害的累积性、综合性、反复性、延续性等特征，使得就该罪主观罪过形式而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故意说学者以“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为理论基础，认为是在双重危害结果的犯罪中，才承认以部分危害结果为内容的客观的超过要素，因此，行为人对危害行为的性质的认识，以及对双重危害结果中的一个层次的危害结果具有认识与放任或希望态度，就表明其故意仍然是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统一，表明不是只根据行为人对行为有无认识来区分故意与过失。将污染环境罪中的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作为客观的超过要素，对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以及由此导致的污染环境的危险状态的结果的认识与希望或放任态度，当作本罪的故意内容，很容易得出污染环境罪只能由故意构成；复合罪过说学者认为复合罪过形式是一种内含于刑法之中、区别于故意与过失的新的法律现象，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既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也可以由过失构成，为的是应对我国刑法理论中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难以区分给司法实践带来的尴尬局面。通过对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诸种理论的分析研究，发现其固有缺陷。同时，通过对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认定标准的把握以及对故意因素的排除，笔者提出我国现行刑法中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只能由过失构成，故意说、复合罪过说都不宜成为该罪的罪过形式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