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非农化，即土地从农业用途向非农建设用途的转变，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城市化进展起到了巨大的贡献农。但是，作为一种自然资源的利用，低效率的农地非农化，可能造成经济的低效增长、粮食安全问题、生态环境退化、农民稳定问题等。而这些负面效应，对于人口众多和资源禀赋相对较低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 研究中国的农地非农化的效率，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有意义的理论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如何解决长期困扰传统资源环境经济学的根本问题--资源利用的外部性。传统的资源环境经济学，把用于分析市场经济行为的经济学拓展到自然资源利用上，其中，受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的影响很大，这些理论认为，资源除了市场价值外还具有一些无法衡量的但实际中有效用的价值(即非市场价值)，比如，资源的生态功能。因此，传统资源环境经济学认为，现实的资源利用经常忽视资源的非市场价值，导致理论上的边际成本出现了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分歧，因此需要政府通过配额、税费、补贴等方式进行调节，实现资源利用的效率。然而，现实中大量的诸如“森林砍伐”、“渔业捕捞”、“草场放牧”等资源利用行为，没有任何活动是通过计算理论上那个“最优砍伐量”、“最大捕捞量”、“最佳放牧量”等指标来设定配额或者通过税费和补贴的方式来实现效率的。这不禁让人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理论和现实出现了“分歧”？传统理论对效率的定义是否符合实际的需求？当认识到市场本身运转也需要成本(即交易费用)，而这些费用又包括很多不能准确测算的事后成本，经济学开始对传统理论提出质疑，即任何尝试计算资源利用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进而也导致了“效率”的定义失去了意义。新制度经济学(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从另外的角度审视了效率的概念。不去计算无法准确把握的边际成本和收益，主张通过现实中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设计来尽量减少资源利用过程中消耗性的交易费用，则在总收益一定的情况下，资源的利用效益必然是最高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传统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追求“效率”的目的。当然，新制度经济学给出了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实现“效率”的途径，而这种途径更接近现实。 新制度经济学要求要分辨清楚现实中能够把握的交易费用和无法把握的交易费用。能够把握的费用虽然也是交易费用的一部分，但不是我们重点考虑的，因为既然可以把握，新古典经济学已经为我们解决了这种交易费用的问题(顶多是在已有的成本中增加这部分交易费用)。我们更注重的是如何减少哪些无法把握的交易费用，也就是通过事前的安排来减少事后可能的交易费用。事前的安排就是“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的设计”。当然，事前的安排也需要成本，因此我们就需要在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之间做一个权衡，此时，虽然交易费用还是无法准确衡量，但如果能够实现交易费用的比较的话，那么目的也就达到了--选择能够更小化交易费用的制度和治理结构。 理解了上述新制度经济学的思路，资源环境经济学就应该需要拓展了。应该把传统的资源经济学从追求边际最优的视角拓展到对资源治理的制度和治理结构的考察上，比如，研究“市场”，“政府”的本质，研究“市场”、“政府”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作用，研究那些被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无法把握的、实际中更重要的交易费用。所以，对于中国的农地非农化，作为一种共有资源的利用，对其效率的研究也应该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 现有的文献中涉及农地非农化效率的内容覆盖了问题的方方面面，如何把握农地非农化效率的现有研究，即使局限在经济学的领域内，也还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本文第二章从有别于一般文献综述的角度，即，结合Williamson( 2000)对社会科学划分的“四个层次”，对现有的关于农地非农化效率的研究进行了综述。这样做的好处，不仅将现有繁杂的文献进行梳理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能够和文章的分析框架相呼应，为整体的行文奠定了文捉上的基础。 效率的概念，即使在经济学的范畴内也有很大的分歧。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由于假设前提的不同，对效率的定义也是不同的。而目前大多数关于农地非农化效率的研究，都没有能够在一个明确的效率概念下进行，这也就造成了分析前提上的混乱。对“效率”概念的梳理和对“效率”本质的讨论，是分析农地非农化效率的基础。第三章首先对经济学范畴内的效率概念进行了总结，并对这些概念的历史进行了回顾。然后，从这些概念的前提假没和理论逻辑的角度进行判断，得出各自的积极意义并同时指出相应的缺陷，进而引申出经济学范畴内的效率的本质：理论上是最大化资源的利用效益，但实践上要具备两个条件才有意义，即，第一，效率要对实践有参考价值；第二，效率只有在交易费用尽可能小的环境中才有意义。这两个条件是本文对效率做新的定义的基础，它不仅指明了实践中效率的意义，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阐释了经济学两大派系(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在效率研究上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