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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规则在WTO法律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DSB处理成员间纠纷的重要依据。“公共道德”例外作为GATT1947原始文本中引入的条款,随着宗教、文化、社会背景各异的成员的不断增多而成为WTO需要时刻面对的问题。但是,关于“公共道德”例外的内涵却始终充满了争议,不仅GATT的起草者没有对这一概念做出明确的诠释,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也都长久地保持了缄默。尽管如此,基于公共道德的贸易限制还是普遍存在于各国实践当中,并于美国博彩案中首次成为抗辩理由。公共道德例外的正式适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WTO成员开始更加重视这一条款可能对国际贸易和国内政策产生的影响。2007年中美在文化产品贸易领域发生摩擦并诉至DSB,即“中美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本案不仅会对于双方相关产业利益产生直接影响,更因为中国以GATT第20条(a)公共道德例外条款提出抗辩而具有重要意义,颇值得深入分析。本文首先介绍了选题背景和目前国内外对公共道德例外的研究情况,以WTO公共道德例外的产生和目的为起点,通过归纳各国在国际贸易中基于公共道德的具体限制措施以及在公共道德内涵上的分歧,提出“有限制的单方主义”的解读方法更能适应日益复杂的WTO纠纷,同时也符合公共道德例外条款的原有之意。进而以美国博彩案为蓝本分析就此确立的公共道德例外条款的一般适用原则。然后,本文将介绍中美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的案情和判决结果,并对有关公共道德例外的争议进行重点分析,特别是GATT例外条款的可适用性、被诉措施是否包含于入世承诺、文化产品的双重属性和被诉措施是否为保护公共道德所必需等核心问题,同时指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中存在的瑕疵。最后,本文以WTO公共道德例外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为基础,对中国未来更好适用公共道德例外条款提出了几点策略。首先,国内立法要重视技巧,体现国内法与WTO法律体系的融合;其次,未来制定政策过程中,特别是文化产业政策,要充分保证政策的非歧视性;最后,以“最少贸易限制”为原则可以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并有效减少纠纷中的不利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