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费开支在大国兴衰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古往今来所有大国面临的重要议题。一直以来军费开支与战争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军费开支为投入的战争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衰,推动着国际体系的演变。然而,战争会带来无尽的灾难。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和平发展已经成为主题。我国一直以来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积极倡导并维护着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科学合理的军费开支是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是推动和平发展、破除“中国威胁论”必须回答的战略课题,是建设“两个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采用冲突经济学、组织行为学、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围绕“国际社会对我国发展的误解及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保障我国和平发展对军费开支提出什么样的需求”,“军费开支对和平发展有什么样的助推作用”的总体思路来展开。大国的竞争充斥着国际格局的演进,我国在经历了列强欺凌的“挨打”阶段和贫穷落后的“挨饿”阶段后,终于迎来了民族复兴的曙光。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我国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发展不乏“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西方学术界主要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三个主要理论视角来看待我国的发展壮大。西方媒体舆论则充斥着“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棒杀”与“捧杀”的论调。以外交数据和军费开支数据为基础,采用政策弹性的方法,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驳斥,进一步支撑了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事实。我国的和平发展对军事力量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军事力量建设的唯一财力支撑是军费开支。从历史上大国兴衰更替中的军费开支变化规律入手,探讨了军事力量建设、军费开支和大国兴衰的历史变迁。然后回到现实,具体讨论了我国和平发展过程中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对于军事力量的需求及现阶段我国军事力量水平与和平发展需求之间存在的差距。军事力量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人与物,随着科学技术及新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提高军事力量水平所需的费用越来越高昂。国防是公共物品,所以高昂的军事力量建设投入只能来自于国家的财政开支,也就是说,军费开支是军事力量建设唯一的财力支撑。采用博弈论的方法构建了经济学理论模型,分析了军费开支在大国兴衰中扮演的核心角色。国家的发展既要有生产性努力,也要有分配性努力。信息时代全球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国与国间利益相关性逐步提升,经济政治利益分配的秩序越来越左右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军费开支作为可置信的分配性承诺,在塑造国际社会利益分配秩序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按照该逻辑,构建了军费开支、斗争性努力和大国发展的框架对近代以来我国的军费开支进行了案例研究。我国和平发展对军费开支的总体规模和结构提出了要求。当前我国军费开支的绝对值、军费负担及人均军费开支的数值在全球各大国中并不处于占优地位。我国的军费开支与我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不相称。保障和平发展的军费开支总体规模要体现我国军费开支的演进规律、要与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要求相一致、要符合军事力量建设的基本规律。装备发展是我军升级转型的核心。以“奥古斯丁定律”为基础,对英美国家武器装备机械化信息化过程中主战武器装备系统成本增长的规律进行了总结。军队的军事人力资本提升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规律,脱胎于计划经济年代的军费体系特别是人员费用决策必须适应整个经济社会体制的发展。要基于市场经济规律和军队战斗队本质属性来制定军费开支,才能够发挥激励作用,激发军事人员的努力程度,提高军事人力资本。军事训练是战斗力生成的基本途径。在和平年代,军事训练是落实全新作战理念、熟悉新式武器装备、摸清新型战争环境的基本途径。我军现阶段还处在信息化军事训练的初级阶段,要完成信息化战争的军事训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军事人力资本的提升在新型作战理念指导下加强军事训练。军费开支必须与军队信息化训练的规律相适应,并积极牵引军事训练的进行。保障我国和平发展的军费开支要进一步优化结构。从军兵种来看,重点向海空军倾斜,从项目来看,装备费、人员费、训练费要并驾齐驱,稳步上升。军费开支的增长效应和福利效应对和平发展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首先,军费开支创造总需求。作为政府开支的重要部分,军费开支可以提高社会生产能力的利用率,这种作用尤其在需求短缺的情况下发挥得更为明显。在需求疲软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军费开支可以提高对现有资本存量的利用率,提高企业的利润率,促进经济的增长。其次,军费开支具有“衍生”影响。从制度演化的角度来看,军事部门是“强迫性”现代化的社会部门,军队中先进的制度要素逐步地由军事领域传播至社会的各个领域,拉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从经济溢出的角度来看,由军事部门力量完成的基础设施、先进技术等都会明显地拉动民用经济的发展。当军事力量为民用工程服务、参与抢险救灾等非军事行动时,外部性发挥得更为明显。武器装备研发设计生产的整个国防工业基础从产业内部关联、技术两用等方面促进着整个国家工业的发展。采用结构计量(structureform)的范式对我国军费开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军事部门的要素边际生产率正在逐年提升,对民用部门经济的拉动作用正在改善。采用简化计量(reducedform)的范式对军费开支的福利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通过国防产业布局、户籍流动、溢出效应、基础设施、社会分层等机制,军费开支对贫富差距具有改善作用。适应和平发展确定合理军费开支。军费开支要弥补“忍耐期”缺口,达到国际平均水平,适应新军事变革的要求,使得军费开支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要优化军费开支结构,调整装备费、人员费、训练费比例,向新型作战力量倾斜,向基层一线倾斜。要建立军费开支的增长机制,构建满足人力资本激励要求的人员费增长机制,适应装备更新换代成本增长规律的装备费用增长机制,适应军事训练活动规律的训练费用增长机制。军费开支要适应国家快速发展要求,与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相适应,与财政体系发展阶段相适应,与国防工业发展阶段相适应。要发挥军费“增殖”效应,进一步深化军民融合,进一步加强溢出效应。文章的主要创新点如下:1.从政策弹性的角度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驳斥。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着外界的种种质疑,其中“中国威胁论”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声音。从军费开支和外交行为两个维度入手,研究了全球主要大国的政策弹性,从数据上有力地驳斥了“中国威胁论”。2.从可置信承诺的角度研究了军费开支在大国和平发展中的作用机理。军费开支不仅仅对于武器装备的发展具有直接的作用,还间接地传递着一个国家战斗性意愿的信号。这种可置信的战斗性承诺对于塑造全球秩序中的机制具有着重要的作用,从而最终影响一个国家的兴衰。3.从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发展理论出发,研究了我国和平发展中的国家利益拓展重点方向及其对军事力量和军费开支提出的需求。根据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发展理论,未来拥有丰富资源、具有庞大未饱和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非洲地区是我国资源进口、对外投资、商品出口的重要方向。要保障这些国家利益不受侵犯,就必须发展航路保障和远程投送方面的军事能力,这些能力的建设对于军费开支提出了全新的需求。4.对武器装备的成本增长规律进行了研究,发现武器装备成本存在着系统性的长期增长趋势,其中海空军主战武器装备平台的成本增长速率较高。这一规律对和平发展中我军机械化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费用开支提供了较科学的参照系鉴。5.对我国军费开支进行了经济效应分析,发现我国军费开支具有增长效应和福利效应。军费开支有助于经济增长,从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和规模性分析了其经济机理。军费开支有助于改善收入差距,从三线建设、外部性、人口流动、社会分层等方面解释了这种现象后面的经济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