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内蒙古生态环境的“问题化”被提上国家工作的议事同程，生态移民开始作为政府主导的一项重大工程，成为将传统生活中的农牧民带入现代化的一种有效手段。生态移民的环境意义越来越让位于经济意义与政治意义，而作为政府主导的移民政策，也将更多的农牧民裹胁进一种新的生存状态与权力格局中。政府大规模移民工程的背后隐含着诸多令人费解的疑惑，而本篇文章所探讨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政府权力作为大规模社会工程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在新的社区整合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又应当呈现出怎样的具体形态?为此，作者将研究的视野投射在一个移民村庄内部，基于对该村的实地调查，力图在不同政策影响下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中，抽离出国家权力运作的一条清晰的线索。　　 本篇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在第一章的导论中，交待此研究的选题缘由、研究方法及既有研究成果。第二章呈现出整个移民村庄形成的始末，与以往整体搬迁的移民村落不同的是，移民来源的多样性，移民政策的差异性，使得不同利益群体在村庄内部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冲突。文章在此之后进入主题。第三章呈现出村庄内部基于不同利益诉求而产生的分裂状态。在这里村庄共同体遭遇了行动主体的利益分化而发生“集体情感”的消解，并在政府外在整合力量的缺失下，加剧了分裂格局的呈现力度。第四章呈现的是国家扶贫项目失败的全过程，以及国家权力对移民新村新一轮设计的预演。在这一部分中，政府权力成为一种强势权力，又作为一种反向的力量在村庄治理中起到了加速共同体瓦解的消极作用。而这种“强势”，恰恰在相反的意义上显示出的是国家力量的微弱。　　 在这“强”与“弱”的不同表现中，不得不令人反思国家权力究竟应该呈现怎样的形态。在文章的第五章作者提出，在当下的乡村权力格局中，强制能力的展示和基础权力的履行两个方面都存在极大的不足，应当切实寻求一个国家权力“强”与“弱”的平衡点，一方面，确保其政治决策的能力；另一方面，使其制度化地受到规制，以此来保持国家权力的公益性、正义性和利益代表性。对于传统农牧民而言，从根本上打破既有不均衡的权力模式，给与其制度性的生存权利的保障，同时增强其合理占有与支配资源的能力，增强村庄作为共同体载体的公共意义与职能，才能给与处于弱势地位的农牧民一条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