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是桐城派发展的后期，这一时期的散文理论和创作已呈现出许多新变。张惠言、恽敬另辟蹊径，开拓了阳湖派，曾国藩虽崇尚桐城家法，实则变种为湘乡派。张裕钊散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并雄于晚清文坛。笔者从其文本出发，结合所学理论知识，试图从整体上对其进行把握，从张裕钊生平、著述、思想，张裕钊散文内容、创作风格、文论、对桐城派的超越之处、影响等方面，来展现张裕钊散文独特的魅力与价值。　　从内容上讲，张裕钊散文是感时忧愤之文。他用沉痛之笔书写了晚清时期的沧桑巨变并通过对人才革新的倡导来探索救国之道。他在思想上仍恪守儒统，故对假道学之流批判激烈，然而也不得不随时而变，主张汉、宋放下门户之争，以兼容之利符合时用。他的散文透露出徘徊在隐与仕之间的两难心态，几欲归隐山水，但动荡的时局所带来的巨大震撼以及儒者的使命感使其难以真正放下世事。总的说来，他的散文极具时局关怀，是晚清文人在时代新变与旧的文化传统面前所呈现出来的复杂心态的表现。　　从风格上来讲，张裕钊散文具有刚柔并济的艺术特色。他一反方苞等人排斥骈赋的做法，在散文中大量采用四六句式和赋的手法，句式上奇偶错综，辞藻优美雅丽，描写详尽生动，弥补了桐城派因刻意追求语言雅洁而产生的偏于柔弱的弊病。同时他将方苞之“雅”与曾国藩之“健”结合起来，立意雅正，多为正论，论述上却以劲健之笔出之，或逐层推移，或直指要害，有雅健宏深之风，深受时人赞许。在为文之法上，他注重“气雄言厉”，言辞的直指论题，与立意的雄大，都体现了作者超凡的胆魄与心胸，一切却井然有序，未见信马由缰，而是刚柔合一。这些都体现了他的散文兼济阳刚与阴柔之美的特色。　　从文论上看，张裕钊论文尚“气”。在学习古文之法上，他继承桐城先哲的传统，主张“因声以求气”，通过诵读古人文章以浸淫于古人文势之起落，领略其中的文章之气。然而在作文方面，他首先提出以“意”御“气”，注重文章的整体把握，要求内容上的充实与情志上的贯通，而不是只在音节、字句细枝末节上用功夫。同时，因习从曾国藩，他扩大了古文学习对象，对扬、马及韩愈散文日渐推崇，学习其中的雄奇之笔，为文之气为之一振。到了晚年，张裕钊又认识到文气与个人心胸、气质之间的关系，反对刻意“振厉其气”，要求符合“自然之妙”，于是主张“降心下气”，归于平淡。自此，形成了以“自然之气”为宗的审美归向。　　张裕钊散文脱桐城藩篱最早。因时代发展和作家书写角度的变化，他的散文较之桐城先辈，由专论“义理”到大量书写“当世之务”，因此增强了时代感，处处结合时事，反应时局变化，加强了散文干预现实的能力，摆脱了桐城派“空浮”的弊病。同时，散文理论上由方苞之“雅洁”变为“雅健”，提倡文字的雄奇与思想上的力度，挽救了桐城派因过分追求语言的典雅简洁造成的柔弱之弊。同时，桐城派还一直徘徊在平淡与雄奇之间，姚鼐、刘大櫆等先人早已注意，希冀将两者调和，以达到刚柔并济，然知道张裕钊这里，才真正在创作上完了“醇”与“肆”的调和。于桐城文字之外，别有风貌。　　以上种种，都使得张裕钊散文在晚清文坛上享誉极高，不独得到其老师、同辈、学生的推崇，其稍后的古文学家们等都对其赞誉有嘉，张裕钊被称为晚清散文之大家，雄于晚清文坛。地位显赫之如此。同时，他在河北直隶任教期间，还和吴汝纶一起促成了一批以莲池书院为活动中心的桐城支派“莲池派”的形成，这个文派里的作家如范当世、马其昶、贺涛等人大多师事于张、吴二人，受其影响，为文也体现出尚雄奇之气的特点。　　张裕钊散文无论从内容上、风格上、文论上都能够脱离桐城桎梏，而自有新创，并且直接促成了莲池派的形成，在晚清文坛上地位卓然，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