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履行抗辩权是合同履行过程中重要的一项抗辩制度,设立旨在通过规范双方债务的履行顺序以达到“避免授予信用”和“增施履行激励”的效果。但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新型交易模式的产生,使得其在适用中出现的不足与争议愈发明显:其一,在合同不履行抗辩制度中稀释分离出先履行抗辩,却导致如今同时履行抗辩权适用率极低；其二,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严格遵循文义解释,无法应对实践中向非典型情形适用的现状;其三,正确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法院作出的判决类型不尽相同。通过大量案例分类比较,并基于法解释学的视角,建议《合同法》第66条和第67条应突出其激励履行的共同性,弱化其履行顺序上的差别性,合并两条文,统一解释为一方未履行债务时对方有权拒绝自己的履行,但负有先履行义务的除外;另外,应承认虽非同一双务合同和合同义务非对价关系之间也有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的余地;最后,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无需引入同时履行判决这种形式,法院应当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文章分为四大部分,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同时履行抗辩的法理基础—牵连性理论的内涵及其产生过程。同时履行抗辩权是合同法上一项重要的抗辩制度,但在司法实务中适用的范围很狭窄。分解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构成要件,从“双方债务履行期相同”、“双方因同一双务合同互负对待给付义务”展开解释。第二部分:针对第一个构成要件“双方债务履行期相同”,将先履行抗辩权从合同不履行抗辩中分离出来是非必要的,且排除履行期在先一方的履行抗辩。第三部分:针对第二个构成要件“双方因同一双务合同而互负对待给付义务”,阐释同时履行抗辩权也有扩张适用的空间。第四部分:当事人正确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时,法院应该作出何种判决,诚有疑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框架下存在四种判决形式。多数学者认为应当引进“同时履行判决“以期一次性解决争议避免诉讼资源的浪费。但此种新型判决形式并不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