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东汉前期的士风与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在两汉大一统帝国的历史发展、思想与文化演进的大历史观下,以西汉向东汉的历史性转进为背景,宏观把握西汉一代士风的发展与演进,力求描述出东汉前期士人走出西汉一代政治、思想迷妄,实现理性精神自觉、人格精神独立的成长过程,力求描述出东汉前期的士风与文学的生成、演变的基本轨迹。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西汉士风与文学的发展与演变”。首先,考察了秦汉之际策士张良、萧何、曹参、陈平以及儒士叔孙通、娄敬、陆贾等人由秦入汉的精神转变。其次,以王莽代汉事件作为探测点,考察了文景时期、武帝时期、西汉中后期的士风演进。从贾谊、晁错、董仲舒、司马相如、司马迁、刘向、刘歆等代表士人的个体存在、文学书写及文风等方面,捕捉他们的精神衍化过程,力图把握其在政治热望中趋向于思想迷妄的一面,以及士风发展所呈现的外在激荡之特征。在此基础上,指出王莽利用西汉士人的政治热望与思想虚妄,制造了代汉的历史骗局。王莽代汉、革汉立新为西汉士风思想虚妄、政治虚妄演变发展的结果。第二章,“扬雄与两汉士风、文学发展的转折”。通过桓谭命题“扬雄才智开通,汉兴以来未有此人”的论析,探究扬雄主体发展道路的形成及其个体精神成长历程,阐述扬雄与西汉一代士风转变的形成及其时代意义。再者,探讨扬雄《太玄》《法言》与士人本体建构问题,力求对扬雄这一转变西汉一代士风与文学发展方向、推开东汉学术理性精神先河的历史人物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评估。第三章,“桓谭与两汉之际士人的过渡存在及其历史意义”。首先,考察东汉帝国建立后,事功之士、经术之士的精神样貌,呈现两汉历史续接的过程。其次,以王莽代汉、两汉大一统政权的历史变局为背景,考察两汉之际的重要士人桓谭由学习大赋创作走向写作抒情小赋再到喜爱俗乐的简易之风的生成,探求东汉士人由构建多元精神世界走向人格精神独立、士风多元化发展的历程;通过对桓谭由西汉末季的“独守保身”到步入东汉大一统帝国“奉行辅国”之志的转变,及其与光武帝对垒事件的考察,展示东汉初期士人辅国不为守官到东汉末季士人保国不避死的精神大义的成长历程,揭示由士人个体发展到士人群体的历史演变过程;通过对桓谭《新论》的研究,揭示桓谭直面西汉以来学术发展之迷妄,将两汉之际学术理性思想文本化的学术发展道路,探究东汉学术理性思想的发展历程。第四章,“王充与东汉前期士人学术理性精神流向的形成”。从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不载王充入手,将王充列入东汉前期文学发展的脉路上,作为两汉之际、东汉前期文学发展、演变的重要环节,揭示两汉之际、东汉前期文学发展与演变的时代成因,探求两汉文学生成的生态环境,管窥两汉文学发展实况及其发展影响因子,在文学的动态生成的历史语境中评估王充的文学思想及其贡献,探寻中古文学发展、演变的内在思想、文化因子。通过考察王充游学、仕宦之行,揭示东汉士人社会活动空间由朝廷转向州郡的发展态势,及其对士风之发展与思想、文化、文学之发展的影响。通过对《论衡》的研究,呈现王充对世风、士风、文风的批判,将学术理性思想推向社会的学术追求,揭示《论衡》在《新论》之后对于东汉士人学术理性精神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第五章,“班固与东汉前期士人现实理性的行进”。班固走向现实的沉静与理性,以“缘事断谊”作为现实取向,与扬雄、桓谭、王充在士人个体精神衍化上呈现出推进发展的过程,而家族与士林发展是其精神渊源。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班固《两都赋》的诞生体现了真美文学观与东汉文学精神,从扬雄到班固体现了两汉之际文学思想、文学发展的嬗变轨迹。通过对司马迁《史记》与班固《汉书》的人物论研究,探究两者的精神价值,力求呈现《史记》与《汉书》内在的精神差异:《史记》以奔放的理想精神取胜,《汉书》以谨严的现实理性取胜。从班固到张衡的发展过程,张衡在个体人生中有着自然、社会与自我的精神平衡空间,既能够预知时代变化,又实现了进退自如的发展道路,显示了东汉士风转向内在理性的动态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