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见代理在我国司法实践被滥用,主要原因是我国法律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不完善。我国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民法总则》第172条延续《合同法》对于表见代理的相关规定,《民法总则》第172条实质上是表见代理的完整法条。在构成要件上,从“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导出可归责性,在法效果上,172条也规定了表见代理的效果归属。但仅仅因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让被代理人承担有权代理的法律效果,是否有过度保护相对人之嫌?表见代理的法律效果是被代理人承担有权代理的法律后果,其成立要件却只根据相对人单方面的要素来判定,该规定显然是不合理的。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在司法实践中极具争议。其一,表见代理的成立是否要求被代理人具有可归责性?若需要,被代理人的可归责性如何判断?其二,如何判定相对人是有理由相信的?通过相对人主观善意且无过失或相对人是否尽到审查核实义务,还是善意无过失和审查核实义务相结合的观点?我国相关法律对此都没有详尽的规定。对于上述问题,每个法院都有认定标准,本文结合学者们的理论观点和司法实务出现的问题,针对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提出笔者的观点。第一章阐述立法上表见代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通过整理和分析案例,总结归纳在实务中表见代理认定过程出现的问题;第二章探讨现有的被代理人可归责性学说,阐述笔者支持“新的单一要件说”,即被代理人是否具有可归责性作为考虑相对人是否具有合理信赖的因素之由;其次,对可归责性的判断标准进行学说探析,简述笔者支持“风险说”的理论依据。第三章总结和分析合理信赖相关学说,认为合理信赖的判断需要相对人是善意且无过失的。在有权利表象的前提下,相对人需尽到核实审查义务;且在无权代理人实施的法律行为完毕时,相对人必须一直是善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