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汲取精华，结合政权建设的需要，做出的制度创新，从创立之初，就逐步承担起社会动员、权利救济两大功能，并在发展中逐步完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社会转型加快，极大地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却产生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心态逐步失衡的现象。人民报复性、趋利性倾向显著增强，成为了社会主流心态，作为群众路线具体实践的信访机构，也受到这股主流心态的侵袭。其后果表现为非理性信访的明显增加，非理性信访是以报复性、趋利性心理为动机，但在信访过程中却遵守信访规程，持久性地，广范围的信访现象。这类信访的出现，说明当前社会背景下，信访兼具利益救济和社会动员的职能所面临的新的挑战，政府俨然逐步表现为弱势地位，对信访制度存在的质疑声也明显增加。　　通过对非理性信访现象发生的背景、表现特点及原因的分析，本文认为，非理性信访是当前社会转型期特定背景下，所产生的特定现象。是非正常信访发展至中后期的具体形态。是信访制度与当前社会背景不相适应的表现。因此需要对信访制度进行改革，不取消也不加强信访，而是完善信访制度规程，在司法救济为主体框架下，构建新的信访模式和途径，充分减小非理性信访造成的危害。　　本文正文共分5章：　　本文绪论部分阐述了研究背景，有关的公共理论，介绍了国内外研究现状，描述了本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阐述信访的概念及形成过程，进一步梳理信访功能演变进场，明确信访的两个基本功能—社会动员和权利救济的侧重内容及效果，在此基础上对非理性信访的概念进行界定，阐述非理性信访的表现、特点及危害，同时，与非正常信访进行辨析，明确非理性信访的实质，同时引入社会失范理论以及公共物品理论等作为导致非理性信访信访制度本身和信访困境的产生原因分析的理论基础，以探索新的应对解决之道。　　第三部分以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为例，描述3个典型的谋利型，泄愤型、报复型非理性信访案例，阐述访民与政府之间的互相博弈过程，并展现政府在应对这类访民过程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第四部分基于对上述典型案例的阐述及相关理论，分析民众非理性上访行为心理动机，同时分析政府行为逻辑及本身管理体制特性，寻找这一特定社会背景下信访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　　第五部分提出解决信访困境的对策建议，包括完善信访立案、考核、终结机制，加强信访协调体制建设，建立信访初次接待负责制，探索信访代理人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