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正是中华法系定型的前期,当时社会政治危机日益加深,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世俗浮伪,东汉统治阶层在比较权衡之后决定采用用儒学进行思想统治和天下教化。德治成为当时厉行统治的标准模式,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伦理道德与法律的结合确定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司法模式,在这种“人治”的环境下统治者只想利用法律的秩序价值、评价价值、制裁价值来维护统治,而权利价值、民主价值、法治价值、正义价值被忽略不计,法律沦为人治的工具和附庸。诸葛亮成长于东汉末年,总揽蜀国军政、司法大权,他力主革除弊政,重视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以恢复封建统治秩序。诸葛亮立法公开、执法公平,有异于同时代封建的法律思潮,揭示诸葛亮法律思想的这些特点也是撰写本文的初衷。诸葛亮的论著多已失传,资料较为有限,本文主要通过对《诸葛亮集》、《三国志》、《华阳国志》等相关记叙进行考察、论述,以时代为背景,以儒法思想交流为线索以求对其整个思想体系做出更合乎实际的评述,更清楚地认识诸葛亮法律思想的价值。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诸葛亮的生平,第二部分诸葛亮重法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研究任何一人或某一家的思想都离不开对其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予以探讨和分析,东汉统治者注意吸收秦王朝以及西汉灭亡的教训,逐渐摒弃法家重刑主义的思想,转而采用道家黄老之术以及儒家宗法伦理来恢复国家元气,强调“德”的统治作用,而诸葛亮相对与其他地主阶级统治者,德治的观念相对较弱,反而更加注重依靠法律来维持社会秩序,笔者认为这有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三方面的原因,经济上要稳定小农经济基础就必须依靠具有强制力的法律,所以“重法”也就是当时经济条件的必然要求。政治上要使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得到缓和或解决,儒学文化中的“德治”专讲义理、缺乏强制力的局限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在政治实践中的局限性越来越大,仅仅靠儒学伦理纲常的教化已无法解决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重法也就顺理成章了。第三部分集中论述诸葛亮的法律思想。这部分又分为包括立法思想、经济法律思想、犯罪预防思想以及司法思想在内的四个部分。面对东汉末年的腐败内争和豪强地主政治经济势力的恶性膨胀,军阀混战的混乱局面诸葛亮认为原因是“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生矣”为了实现立稳益州、匡扶汉室的政治抱负,诸葛亮抱着“正三纲端六纪”的信念强调三纲入法,先理纲后理纪。根据当时蜀国国情与法正、伊籍、刘巴、李严等人“共造蜀科”等法令,创造了一套严密的法律体系,既稳定了蜀国统治又促进了蜀国发展。诸葛亮还一向重视发展经济,而且特别注意发挥法制对经济的保护、引导和促进作用,他不但通过法规调节赋税以实现其“听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的方针,而且还设立官职专门发展经济。犯罪预防方面,与法家认为人的好利恶害,好逸恶劳之本性是犯罪发生的原因的观点不同,诸葛亮更加注重从经济、政治层面来考察犯罪的原因,他讲到:“桀、纣之君,诸夏背叛,非天移动其人,是乃上化使然也。”夏桀商纣这样残暴的君主,华夏人民都背叛他们,并不是上天使之有这样的结果而是未行德政为从教化,所以百姓违反法令,推翻统治。诸葛亮还注意到犯罪的经济诱因,他认为:“皂服无所不克,莫知其极,克食与民,而人有饥乏之变则生变乱。”一方面认识到了犯罪的主要经济诱因,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不法官吏对民众强取豪夺,致使百姓食不果腹,官逼民反的犯罪政治因素。与法家“以刑去刑”的方法不同诸葛亮主张用道德教化来预防犯罪,他讲到:陈之以德义民与行,同时要无尽民财,为民置产,这样才能较好的预防犯罪;司法方面强调赏罚平直、执法画一,他认为:“赏不可虚试,罚不可妄加,赏虚施则劳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主张先教后刑,做到了“用心平而劝戒明”;诸葛亮秉承“亲贤臣,远小人”,的理念注重对司法人员的选拔,认为“忠直可理狱,廉平可赏罚”,主张行征辟制遍求隐士、贤才,“为官择人”。在职官员在诸葛亮眼中并不是脱疆之马脱离监管对于在位官员要施“考黜之政”,做到“迁善黜恶”将不合格的官吏淘汰出执法队伍;第四部分,总结了诸葛亮法律思想的特征,笔者认为诸葛亮法律思想特征有三:第一,外法内儒,通过将诸葛亮法律思想与道家和法家的比较,认为诸葛亮重法也是以教化为前提,其法律思想秉承了儒家法律思想的精义,外法内儒是其法思想的本质特征。第二,法令严明、赏罚必信,诸葛亮推崇孙武、吴起的治国才能,并指出:“孙、吴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执法过程中突出以信为本,强调“赏罚失度,人不知信”。第三,执法公平,正身守法。执法画一是诸葛亮的信条他认为“进有厚赏,退有严刑,赏不逾时,刑不择贵。”同时他难能可贵的意识到法治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执法者的素质和作为,所以他特别强调官僚队伍带头守法的表率作用,指出“理上则下正,理身则人敬”。结语作为最后一个部分,通过以上几个部分对诸葛亮法律思想的探讨,作者认为研究诸葛亮法律思想虽然随着时光的流逝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是对于当前并不是没有积极的意义,他强调道德教化,重视司法官员的选拔,以及正身守法、清正廉明的精神的法律思想还是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立提供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