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无疑是一种战略性资源。文本数据挖掘作为处理大数据的有力工具之一,通过大量复制文本信息,发掘隐藏其中的数据规律,重构有价值的数据并以可视化形式表达,目前文本数据挖掘已在众多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然而,文本数据挖掘难免涉及复制与使用受著作权保护的文本材料,存在侵犯著作权的法律风险,而合理使用制度、著作权许可协议亦未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美国司法实践产生了“转换性使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著作权法对文本数据挖掘等新兴技术发展的法律阻碍。结合我国的立法与司法,本文分析了我国文本数据挖掘引进“转换性使用”的适用空间。其一,在必要性方面,“转换性使用”在我国文本数据挖掘的适用符合《著作权法》利益平衡原则,顺应技术发展趋势;其二,在可行性方面,我国合理使用开放式列举的立法趋势、最高法院明确引进美国四要素判定规则、法院适用“转换性使用”的司法尝试,为我国文本数据挖掘引进“转换性使用”已奠定了基础。基于上述分析,通过进一步研究美国Hathi Trust案等多个典型判例,本文梳理了文本数据挖掘的“转换性”特点,总结提炼“转换性使用”在美国文本数据挖掘的适用经验。立足我国实际,本文认为“转换性使用”在我国文本数据挖掘的适用主要有三个落脚点。其一,“转换性使用”的适用应以穷尽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对权利限制的例外条款所规定的使用作品行为为前提。其二,法院引入“转换性使用”时应关注文本数据挖掘在行为目的及功能上体现的“转换性”。其三,完善稳定、可操作的案例指导制度,为各级法院准确适用“转换性使用”提供指导。“转换性使用”自身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不仅能及时应对技术改进所带来的新例外情形,缓解文本数据挖掘面临的法律危机,完善我国现行合理使用制度,而且能鼓励具有新目的、新功能、新价值的文本数据挖掘应用发展,推进数字经济产业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