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一词的定义,在西方宗教学理论中有几百种不同的版本,但本文所指的“宗教”,仅考虑中国语境,即指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和中国化了的佛教。魏晋南北朝时期,凭借葛洪、陆修静、陶弘景等人的发展和完善,道教逐渐具有官方化得色彩。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其传入之初便依附于中国传统文化,开启了一段中国化的历程。由于东晋至南朝时期帝王崇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至梁武帝时佛教几乎取得了国教的地位。本文欲探讨陈郡谢氏家族的宗教信仰,即指其道教信仰和佛教信仰。“信仰”,涉及思想层面,相对比较抽象空洞,难以把握。故本文试图化抽象为具体,分别从以下几个具体方面来论述谢氏家族成员奉道和崇佛。谢氏的奉道活动主要表现在问询命运、归诚道教以养生益寿、祈祷和求仙。谢氏的崇佛活动则主要体现在与高僧交游和谈玄、建造佛寺和注释佛经以及撰写相关佛教文章。以下则详细阐述每章大意。第一章论述陈郡谢氏与道教之关系。道教在好卜筮又多淫祀的江南迅速发展,由幼稚走向成熟,最终被上层士族和皇室所信奉。谢氏家族成员从谢安询问杜昺黄白光之事,到谢玄询问杜昺淝水之战的胜负,再到谢灵运寄养于杜治,他们都与道教发生密切关系,或是涉及家门荣辱、或是涉及身家性命。本章中还列出世奉五斗米道的琅琊王氏之王羲之一支的奉道活动,以便与谢氏的奉道活动参照对比,以便理解陈郡谢氏的道教信仰。此外,笔者认为,陈郡谢氏家族奉道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即“家世无年”的问题,谢氏家族成员多受疾病困扰,英才俊秀多早卒。而道教的基本宗旨之一便是追求长生、弘扬生命力,这恰恰满足了陈郡谢氏最急切、最现实的要求,即延年益寿,保全家族后代。第二章论述陈郡谢氏与佛教之关系。佛教虽早已在东汉传入中国,但直至东晋时期,佛教才真正盛行。其后东晋南朝皇室和十族崇佛者甚多,到陈朝时,大约十之七八以上的士族都与佛教有瓜葛,佛教逐渐取代道教成为当时士族信仰的主流。其中东晋时期,是佛、道彼此包容、和谐共处的时期,正是这种社会包容性便利于陈郡谢氏同时信奉道教和佛教。因此,我们看到了东晋时期谢氏代表人物如谢安、谢灵运等携手佛、道人物同游的画面,看到了谢氏俊彦崇奉道教,亦与佛教高僧谈论玄理的画面。本章详列了谢氏第二世至第十二世的崇佛人物,其崇佛表现主要是与高僧交游和谈玄、建造佛寺以及注释或改治经文等。但与谢氏家族崇佛的风气不相符的是谢晦辱佛,谢晦的这一行为与当时的家族风气显然格格不入,笔者存有疑惑,但思之亦不得其解。第三章分析了陈郡谢氏舍道归佛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环境的影响,一是孙恩之乱的影响。首先,东晋至南朝,佛教确实越来越多地得到士族的追捧,信佛士族的数量大大增加,原先信奉道教的士族或改奉佛教,或两者兼奉但又有里外轻重之别,这已成为一种潮流。其次,自从顾欢道士引进夷夏观念后,佛道之争越演越烈。若想和东晋时期一样两者兼奉,可能性和社会包容性就要小很多了。最后,皇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士族的独立性越来越小。东晋是真正的门阀士族时代,司马氏皇权不过是门阀政治的装饰品。然而南朝皇帝则恢复了绝对的权威,完全可以驾驭士族。因此皇室的崇佛活动推动了士族信仰进一步向佛教倾斜。对陈郡谢氏而言,这一点可能是更需要考虑的因素。谢氏作为东晋最后一个当轴士族,各方面的影响力自是比其他士族优越许多,然而,经历晋末宋初的改朝换代,陈郡谢氏家族成员被刘宋统治者杀戮者,比其它高门都要多。政治上的失败迫使谢氏家族重新考虑与刘宋政权的关系。从思想上向佛教靠拢,既可以向皇室表示亲近,舒缓二者之间的关系,也符合谢氏家族任情任性、寄情于山水自然的性格特征。此外,孙恩之乱使得谢氏家族成员或陨落于战场之上,或惨死于乱刀之下。这种鲜血淋漓的记忆给原本信奉道教的谢氏成员的震撼无疑是非常巨大的,给谢氏家族成员的心灵带来难以抚平的创伤,更是成为谢氏舍道归佛的一个重要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