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步入“十四五”这一深度调整期,加之逆全球化、疫情冲击等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交织,中国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战略、生态文明建设、结构调整等战略,将“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概念写入党章。而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会增加资本积累,促使技术溢出,进而推动东道国的技术更迭和技术创新,最终对东道国的绿色增长产生影响。因此,探究如何更好的引进、利用乃至监管外资对中国绿色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本文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究FDI对中国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并厘清技术创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理论层面,本文研究有助于丰富FDI与绿色增长相关研究成果,也为日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理论支撑。在现实层面,本文研究有助于为中国制定合理对外开放政策和绿色政策提供科学参考和建设性意见,为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进而推动中国绿色增长。本文首先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归纳出FDI影响绿色增长的三条理论机制,包括理论机制一:“污染光环”假说（Pollution Halo Hypothesis）主张FDI带来的先进技术,既可以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又可以带动企业所在地整体的污染水平下降,进而促进绿色增长。理论机制二:“污染天堂”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发展中国家通过低环境标准,引入高污染FDI及产业链,使该地区发展的同时,抑制绿色增长。理论机制三:结合技术差距理论（Technological Gap Theory）和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增长的内生变量,FDI通过技术溢出或技术转移间接地对绿色增长造成影响。基于中国国情,本文认为在样本区间（2009-2019年）中国处于外资结构调整期,环境规制的加强和“污染光环”效应有助于通过FDI引进先进技术,降低投资所在地的污染水平,进而促进绿色增长。此外,根据不平衡增长理论（Unbalanced Growth Theory）,如果引入FDI时在区域上存在不平衡,地区的绿色增长也会存在区域差异。由此,本文提出三个研究假说:（1）FDI有助于促进中国的绿色增长。（2）FDI直接促进绿色增长,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间接促进绿色增长。（3）FDI对绿色增长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FDI会显著促进沿海地区的绿色增长,对内陆地区绿色增长的促进作用次之,对沿边地区绿色增长并无显著影响。为验证以上研究假说,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FDI确实有助于促进中国的绿色增长。具体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FDI的自然对数值每增加1单位,绿色增长提高0.092个单位,从而验证了假说1。（2）FDI对绿色增长同时具有直接和间接影响。基于中介效应模型,FDI对绿色增长的直接影响系数为0.063,FDI通过技术创新对绿色增长的影响系数为0.002,且两个系数均在1%水平显著,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由此验证了假说2。（3）FDI对绿色增长的影响确实存在区域异质性。具体而言,FDI对绿色增长的总效应在沿海地区最明显（回归系数为0.164,且在1%水平显著）,在内陆地区次之（回归系数为0.092,且在5%水平显著）,而在沿边地区则不显著。由此验证了假说3。本文主要在三方面进行了创新。一是在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通过引入碳排放量指标,替代过往研究中常用的废水废气固定废弃物,使得相关数据更准确完善。二是引入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在实证层面分析FDI对绿色增长的直接影响,以及FDI通过技术创新对绿色增长的间接影响。三是在中国区域划分中,没有按照如今更多使用的东、中、西的三大经济区域划分,而是结合近年文献与政策导向,将其划分为“沿海、内陆、沿边”新三大经济区域,验证FDI对绿色增长影响的区域异质性,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