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我国的外国文学译介是一项持续而浩大的文化工程,特别是晚清与民国,这一阶段是历史上继魏晋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迻译外来经典的时期。在这一中华文化大转型的历史阶段,思想界和文学界的仁人志士具有比以往知识分子更大的自觉性和主体性,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于此一时期如火如荼地译入我国非但不是一种“偶然”,而且具有极为典型的文化意义。因此,本文主要以晚清民国时期的《鲁滨孙漂流记》诸译本为研究对象,辅之以大众文化传媒中的鲁滨孙故事,探讨其所呈现的时代风貌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制约力量,从而描绘《鲁滨孙漂流记》在晚清民国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所经历的现代性历程,最终的目的在于挖掘知识精英主体在回应时代精神和文化传统双向要求中所凸显的主体建构力量。本文的研究对于管窥外国文学如何进入我国、如何与我国的文学传统深度融合很有必要,同时,还对于考察知识界在译介外来文学经典中所发挥的主体性力量或能提供启发。换言之,本文一方面是对“西学东渐”语境下,中国文化改造和“化用”西方文学（文化）的微观透视;一方面又是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大文化文本的切实佐证（克里斯蒂娃所谓“文化文本”）。总之,本文建立在比较文学接受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对文化碰撞中双向化合之力特别是接受者主体力量的探讨,同时也是一种翻译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初步尝试。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四章。第一章考察和描述了《鲁滨孙漂流记》的主要传播面貌,主要包括三节,分别为晚清诸译本中的“少年化”与通俗化、民国启蒙与娱乐的分离与融合以及《瑞士家庭鲁滨孙》的民国之旅。本章的重要性在于,指出了晚清民国作为《鲁滨孙漂流记》“中国化”的初始阶段和发展阶段,二者已然奠定了未来《鲁滨孙漂流记》传播的整体面向,即“寓教于乐”的儿童读本倾向。第二章主要从“国民性改造”的视角切入,考察晚清民国知识界对《鲁滨孙漂流记》所做的“创造性叛逆”,主要从以下三节进行探究:《鲁滨孙漂流记》的“潜入”和诸译本的“尚武”、诸译本对“国民性身体”的改造与诸译本对个人“自由”的想象。通过这一章的研究,论文力图呈现出时代精神与译本变异之间的紧密关联。第三章探讨文化传统对《鲁滨孙漂流记》所作的深层融化,主要从以下三节进行讨论:“自强”与诸译本进取精神刍议、游历与诸译本的超越精神以及“感伤”与诸译本的抒情面向。本章主要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呈现了文化传统的“深层结构”在《鲁滨孙漂流记》“中国化”中的隐性而强大的力量。第四章在前三章研究的基础上,集中提炼和反思晚清民国知识界对主体精神建构的努力与其限度,主要分三节来分析论证:诸译本与激越品格的现实诉求、诸译本与自由品格的伦理建构、诸译本与“情”“理”美学建构。以上四章由浅入深、由显到隐地对《鲁滨孙漂流记》的“中国化”做了多维度的透视。本文最终的结论是《鲁滨孙漂流记》“中国化”进程中蕴含着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和文化命题,也即晚清民国知识界对现代“新人”持续的想象和建构尝试,大众文化作为一种隐形而不可小觑的力量也参与其中,或呼应,或反抗,二者共同描绘出了一幅丰富多彩的《鲁滨孙漂流记》“中国化”画卷。这其中所隐藏的知识界对主体精神的建构,既是一种文化设想,也是一种文化实践。其最终以“未完成”和限度重重的结局仓促收场,诸如分别将个人整合进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宏伟大业、个体自由品格被国家主体征用、感性体验与理性精神流于形式或顾此失彼。这是文化现代性历程中深刻而沉痛的历史教训。然而,这一系列的建构的价值主要在于,其对于感性和理性精神的双向推重指向了文化现代性的要害:和谐统一主体的建构。这一认识颇有远见,不仅是当时也是当下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人类文化共同面临的问题。简言之,晚清民国知识精英的主体建构指向了一个普世性的命题:何谓理想的主体精神?因此,本论文在最后的余论部分作了延伸。此一部分从传播面貌的常与变、主体建构的可能性省思以及“文学性”追问等三个方面作了进一步地思考,试图对《鲁滨孙漂流记》在当代中国的传播面貌、其在当代中国主体建构的可能性以及其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所扮演的角色作出初步地探析,最终的目的在于检视晚清民国《鲁滨孙漂流记》“中国化”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总体而言,本论题具备较大的创新价值。首先,本文创立了“中国化”的理论框架,从接受者的主体立场考察《鲁滨孙漂流记》在流播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及其意义,不仅为《鲁滨孙漂流记》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且也对学界反思百余年来外国文学译介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案例分析和论证。其次,本文在新史料的发现和分析方面也作出了探索,诸如晚清民国的相关报刊资料以及包括教科书译本与“少年文学”丛编项目在内的《鲁滨孙漂流记》汉译儿童版皆为《鲁滨孙漂流记》研究的新材料。最后,本文将晚清民国的《鲁滨孙漂流记》“中国化”研究和相关思想潮流与文化传统密切结合,在方法上来说具有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