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犬伤人案件指的是犬只相关的责任人违法行为而导致的犬只依本能对人致害,并且责任人对这样的本性与致害存在过认知或者被相关法律要求有警惕的义务。对恶犬伤人案,司法实践多因犬只“自发”伤人的特点而认为饲主等相关责任人缺乏刑事上的行为、罪过,不将其认定为犯罪。然而,犬案中饲主的行为不在于犬只伤人时他的身体举动,而在于其之前违规饲养监管行为创设与发展的持续影响法益的累积的危险;其责任判断基于的不是犬只伤人时其认知为何,意愿为何,而是其对借由犬只创设的持续危险的认识,以及对危险影响法益的主观认知。由此视角观之,实践中多数性质恶劣的犬案不乏刑法上的行为与罪过,多构成犯罪。就犬患严峻的当下社会背景而言,不将性质恶劣的犬案入罪,有轻判嫌疑。然司法实践中对犬案判处刑罚的少之又少,判刑的犬案也均为过失犯罪责任,竟无一例故意犯罪责任者。对犬案,由于普遍轻纵的思想观念以及长期判处民事侵权的司法指引,民众严格养犬的意识淡薄,明知饲养犬会对他人造成伤害而不实质约束者众多,这已经构成了伤害的间接故意,而不是过失。针对恶犬伤人,一个及时而又恰当的故意犯罪的刑事判决的出现已经越来越为社会所需要。实践中部分犬案可依刑法第114条、115条的“(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没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可选择适用刑法第233条、234条或者235条来定罪量刑。刑法具有谦抑性,针对刚得到重视的法律现象,不轻易立法也是谦抑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