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统计数据显示,172个国家的70岁以下人群中恶性肿瘤为第一或第二大死因的国家有91个,第三或第四大死因的国家有22个。而中国恶性肿瘤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均逐年升高,并已超过心脑血管疾病成为我国居民的第一大死因。因此,揭示恶性肿瘤发病分子机制将为有效治疗肿瘤提供关键的靶点,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中之重。
表观遗传调控是指在不改变基因序列的前提下,影响基因表达的现象,具有可遗传性和可逆性。该机制广泛参与调控肿瘤的多种恶性表型,并与其发生、发展和耐药密切相关,因此备受关注。揭示表观遗传调控机制有望为肿瘤患者的早期检测、疾病监测及预后判断提供潜在的分子标志物。
ASPP2(p53凋亡刺激蛋白2)属于ASPP家族成员,具有促进细胞凋亡,抑制细胞迁移和生长等抑癌基因活性。研究表明,ASPP2在乳腺癌,肝癌等多种恶性肿瘤中表达下调,其下调水平与肿瘤的分期和不良预后相关,提示该基因可能为肿瘤治疗的重要靶点。肾癌和宫颈癌分别为泌尿系统和生殖系统重要肿瘤类型,晚期患者因缺乏有效治疗策略而预后极差。但目前,ASPP2在肾癌和宫颈癌中的表达情况,调控和作用机制均未见报道。因此,本文将对此进行系统的分析,以期获得肿瘤发生机制和治疗策略的新线索。
首先,通过RT-PCR和免疫组化技术结合TCGA数据库分析发现ASPP2的mRNA和蛋白水平在肾癌细胞系和组织中均明显降低,mRNA和蛋白水平呈正相关,且ASPP2的低表达与肾癌患者的高分期和不良预后相关。在对宫颈癌组织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发现ASPP2的mRNA表达水平在宫颈癌组织中明显下调,并且ASPP2低表达的宫颈癌患者预后较差。
之后,本论文对ASPP2在上述肿瘤中表达下调的分子机制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肾癌细胞中ASPP2的低表达主要是由于HDAC1介导的组蛋白去乙酰化所致,而与启动子区DNA甲基化无明显相关性。进一步机制研究发现,组蛋白乙酰化可影响转录因子E2F1与ASPP2启动子结合能力,进而发挥促进ASPP2表达的的作用。另外,研究还发现宫颈癌细胞中MiR-205可以直接靶向ASPP2,抑制ASPP2的mRNA和蛋白表达,且MiR-205与ASPP2的表达水平在肿瘤组织中呈负相关,提示该miR-205可能是介导肿瘤组织内ASPP2失活的重要因素。
最后,本论文通过体外细胞模型和体内动物实验分别对ASPP2在肾癌以及宫颈癌中所发挥的生物学活性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在肾癌和宫颈癌中ASPP2均可通过促进化疗药物诱导细胞凋亡进程的方式,提高肿瘤细胞和移植瘤化疗敏感性。另外,ASPP2还具有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和移植瘤生长的作用。而细胞划痕和细胞迁移等实验研究则表明,ASPP2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在微环境缺氧条件下,检测ASPP2和MiR-205的表达水平发现,MiR-205在缺氧环境下表达升高,而ASPP2表达降低,并且MiR-205与ASPP2表达水平呈负相关,恢复ASPP2表达可以逆转缺氧所引起的上皮-间质转化及细胞迁移,提示MiR-205/ASPP2对缺氧诱导的细胞迁移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
综上所述,该论文首次发现了ASPP2在肾癌和宫颈癌中表达下调的现象及其与肿瘤不良预后的相关性,并揭示了ASPP2表达下调的表观遗传调控分子机制,研究还表明了ASPP2促进肿瘤细胞凋亡,抑制其生长和迁移的重要作用机制。这些结果不仅加深了人们对抑癌基因ASPP2在肿瘤中的表达调控机制和生物学效应的理解,也为提高肾癌和宫颈癌化疗效果,抑制其转移等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线索。
表观遗传调控是指在不改变基因序列的前提下,影响基因表达的现象,具有可遗传性和可逆性。该机制广泛参与调控肿瘤的多种恶性表型,并与其发生、发展和耐药密切相关,因此备受关注。揭示表观遗传调控机制有望为肿瘤患者的早期检测、疾病监测及预后判断提供潜在的分子标志物。
ASPP2(p53凋亡刺激蛋白2)属于ASPP家族成员,具有促进细胞凋亡,抑制细胞迁移和生长等抑癌基因活性。研究表明,ASPP2在乳腺癌,肝癌等多种恶性肿瘤中表达下调,其下调水平与肿瘤的分期和不良预后相关,提示该基因可能为肿瘤治疗的重要靶点。肾癌和宫颈癌分别为泌尿系统和生殖系统重要肿瘤类型,晚期患者因缺乏有效治疗策略而预后极差。但目前,ASPP2在肾癌和宫颈癌中的表达情况,调控和作用机制均未见报道。因此,本文将对此进行系统的分析,以期获得肿瘤发生机制和治疗策略的新线索。
首先,通过RT-PCR和免疫组化技术结合TCGA数据库分析发现ASPP2的mRNA和蛋白水平在肾癌细胞系和组织中均明显降低,mRNA和蛋白水平呈正相关,且ASPP2的低表达与肾癌患者的高分期和不良预后相关。在对宫颈癌组织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发现ASPP2的mRNA表达水平在宫颈癌组织中明显下调,并且ASPP2低表达的宫颈癌患者预后较差。
之后,本论文对ASPP2在上述肿瘤中表达下调的分子机制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肾癌细胞中ASPP2的低表达主要是由于HDAC1介导的组蛋白去乙酰化所致,而与启动子区DNA甲基化无明显相关性。进一步机制研究发现,组蛋白乙酰化可影响转录因子E2F1与ASPP2启动子结合能力,进而发挥促进ASPP2表达的的作用。另外,研究还发现宫颈癌细胞中MiR-205可以直接靶向ASPP2,抑制ASPP2的mRNA和蛋白表达,且MiR-205与ASPP2的表达水平在肿瘤组织中呈负相关,提示该miR-205可能是介导肿瘤组织内ASPP2失活的重要因素。
最后,本论文通过体外细胞模型和体内动物实验分别对ASPP2在肾癌以及宫颈癌中所发挥的生物学活性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在肾癌和宫颈癌中ASPP2均可通过促进化疗药物诱导细胞凋亡进程的方式,提高肿瘤细胞和移植瘤化疗敏感性。另外,ASPP2还具有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和移植瘤生长的作用。而细胞划痕和细胞迁移等实验研究则表明,ASPP2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在微环境缺氧条件下,检测ASPP2和MiR-205的表达水平发现,MiR-205在缺氧环境下表达升高,而ASPP2表达降低,并且MiR-205与ASPP2表达水平呈负相关,恢复ASPP2表达可以逆转缺氧所引起的上皮-间质转化及细胞迁移,提示MiR-205/ASPP2对缺氧诱导的细胞迁移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
综上所述,该论文首次发现了ASPP2在肾癌和宫颈癌中表达下调的现象及其与肿瘤不良预后的相关性,并揭示了ASPP2表达下调的表观遗传调控分子机制,研究还表明了ASPP2促进肿瘤细胞凋亡,抑制其生长和迁移的重要作用机制。这些结果不仅加深了人们对抑癌基因ASPP2在肿瘤中的表达调控机制和生物学效应的理解,也为提高肾癌和宫颈癌化疗效果,抑制其转移等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