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信用体系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尤其是联合惩戒这个融合了多元监管主体和多种惩戒工具的新型治理模式的不断推进,失信与守信的信用信息对市场主体的影响愈来愈大,市场主体的信用状况逐渐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型身份证,失信的后果渗透到个人生活、企业经营的方方面面,信用有价,不良信用状况会使个人生活和企业经营遇到困难,举步维艰。随着我国对信用体系的不断探索,我国信用修复工作逐步开展,探索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信用修复法律制度是顺应市场经济、推进联合惩戒和完善信用体系的必然要求。一方面,信用市场主体对信用修复的社会需求越来越迫切,另一方面,法律的目的在于矫正而并非一味惩罚,信用修复制度充分体现这一点,因此对信用修复制度的探讨与完善尤为重要。本文首先梳理信用修复的基本内容,梳理信用修复的概念,从信用修复的前提、修复的主体、修复的方式、修复的机构、修复的程序、修复的期限、修复的限度、修复监督救济机制等八个要素一一梳理,并按不同条件对信用修复进行划分以深刻全面理解该制度。按信用修复机构划分,信用修复可以划分为公法类和私法类;按信用修复的内容划分,信用修复可以划分为对违约失信行为的修复和对违法失信行为的修复;按信用修复的方式划分,信用修复可以划分为时间性修复、删除性修复、标注性修复和异议性修复。注意到违法行为乃至违反道德行为被行政机关认定为失信和传统经济法领域讨论的信贷失信应分类研究,并且传统的经济征信制度对于违法失信行为的信用修复,并没有提供太多的解决方案。因为行政机关的信用修复和传统经济法讨论的信贷失信的修复法律性质完全不同,前者的重点是违法失信行为是否具有可修复性,在立法上应明确划定轻微违法、一般违法和重大违法的范围,在修复过程中其侧重点是如何约束行政权,确保公民基本权利,平衡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关系,主要涉及行政立法;后者的重点是了结债权债务、还清债务取得债权人谅解,分为信用主体正常存续状态下信用修复问题和非正常经营状况下的信用修复问题,主要涉及民商法、经济法。所以信用修复制度应该针对违约类失信行为和违法类失信行为分别设计体系化的法律规则。本文只讨论被行政机关认定为失信行为的信用修复问题,传统经济法讨论的信贷失信的修复本文不讨论。其次,本文从立法规范中的问题和立法实践中的问题两个方面探讨现行信用修复制度的不足。自2016年国务院正式从国家层面明确要建立健全信用修复机制以来,各部门、各地方纷纷进行信用修复立法,积极探索信用修复机制。一方面,从信用修复的立法体系上看,各部门、各地对信用修复的积极立法给予了信用修复制度良好的发展氛围,但是也导致信用修复的立法位阶普遍较低,对修复条件、不予修复的标准、修复程序、责任监督等制度核心问题规定不一致等现象的出现。另一方面从信用修复立法实践上看,我国目前存在信用修复启动主体范围偏小、异议处理机制不完善、监督体系较弱、修复结果公示度较低等问题。信用修复无疑可以促使失信者改过自新,丰富社会治理手段,节约社会治理成本,但是在这个制度没有得到有效规制的情况下也会产生滥用权力、懒政不作为等问题,导致这个制度有效发挥其价值。最后,从信用修复的法治构建分析,第一,由于高位阶法律规范缺乏导致执行实践的协同性差,所以要完善立法体系,弥补信用修复的上位法空白,强化与民商法、刑法、行政法等法律规范和三大诉讼法的衔接,细化并统一信用修复的条件,针对轻微违法行为、一般违法行为和重大违法行为等分别制定不同的信用修复规则。第二,要完善程序规范,探索鼓励修复服务机构的发展,明确修复工作的处理流程,规范处理期限,建立健全异议申诉制度,完善信用承诺制度,提高信用公示度,加强对公权力和相对人的双重监管,加强对信用市场主体的宣传和教育工作等工作。第三,要建立健全行政救济机制,保障修复者的异议申诉权、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当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精简审批优化服务精准稳妥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完善企业信用修复机制,协助受疫情影响出现订单交付不及时、合同逾期等失信行为的企业开展信用修复工作。广州、浙江、深圳等地均对商家启动信用修复工作。推进信用修复的立法工作,重视信用修复,是我国社会信用体系日趋成熟的体现。探索完善信用修复制度对有效社会管理、经济建设和我国信用体系建设都有着重要意义,有助于培育全社会的信用理念,健全我国信用体系,完善社会守信环境,推动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最终实现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