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最大难题。自2013年10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扶贫开发提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议事日程。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是新时代扶贫开发的直接效果。提升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是新时代扶贫开发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因此，立足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背景，开展扶贫开发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研究，乃是扶贫开发实践中提出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
　　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指导，以习近平反贫困理论为直接理论依据，试图运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贵州省D镇的个案研究，揭示政府扶贫、市场扶贫、社会扶贫与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政府有关部门调整未来的扶贫开发政策提供决策咨询依据。
　　扶贫开发是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行动主体运用一定的扶贫资源、采取一系列扶贫手段，以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生存状况与生存环境、激发农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为目的的正向社会变迁。由于扶贫开发的行动主体具有多元性特征，因此，本研究根据扶贫资源配置的差异性，将扶贫开发划分为政府扶贫、市场扶贫和社会扶贫三种基本样态。
　　获得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获得感是指社会成员因参与一定的社会活动而获得一定的社会资源后所产生的积极心理感受。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开发活动而使自身经济地位、福利地位与社会地位发生变化后所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感受。据此，本研究将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划分为经济获得感、福利获得感与社会获得感三种基本样态。经济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活动而获得就业机会和资产收益导致经济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加后所产生的积极心理感受。福利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活动而获得政府福利(如低保救助、医疗救助等)导致基本生活条件改善后所产生的积极心理感受。社会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活动而获得社会地位提升导致总体生存环境改善后所产生的积极心理感受。
　　扶贫资源配置是扶贫开发的关键一环。扶贫资源配置是指对用于扶贫开发活动的各种资源(主要指资金等)的分配过程。它可以分为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和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两种类型。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是指对来源于公共财政的扶贫资金的分配过程，它包括配置渠道与配置方式两个方面。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是指对来源于经济组织(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体的扶贫资金的分配过程，它包括配置渠道与配置方式两个方面。扶贫资源配置不仅影响着扶贫开发的效果，而且也影响着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研究发现：第一，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呈现出不平衡状态。具体表现为：政府扶贫强劲、市场扶贫式微、社会组织扶贫零参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较强、经济获得感缺乏、社会获得感微弱。第二，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生成机制是外生机制与内生机制的统一体。外生机制是：获得—满足—获得感机制；内生机制是：公平—认可—获得感机制。从获得感的生成机制来看，必须坚持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的实际获得和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公平性认知双管齐下，双管共同发力，才能有效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第三，政府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较大。政府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表现为外生机制和内生机制的双重影响。政府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是行政—权力机制。第四，市场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式微。市场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是资本—效率机制。第五，社会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微弱。社会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是网络—认同机制。第六，行政—权力机制、资本—效率机制和网络—认同机制三种机制的失衡导致了扶贫资源配置的非均衡化，而扶贫资源配置的非均衡化又导致了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在具体表现形式上的不平衡。只有确保行政—权力机制、资本—效率机制和网络—认同机制三种机制平衡发挥作用，才能实现扶贫资源均衡配置，才能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在具体表现形式上的平衡。
　　要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2020年后中国扶贫开发就必须做到：一是要积极倡导以资产为基础的新时代扶贫开发政策；二是要尽快建立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扶贫资源配置方式；三是要努力健全农村医疗卫生福利的供给制度；四是要着力增强2020后农村相对农村贫困人口识别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