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善与施善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传统,善书与慈善团体是其劝善主旨的具体体现。作为通俗道德教化的重要载体,善书存在的意义在于劝人为善。它萌芽于汉代,形成于宋代,兴盛于明、清两代。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对传统社会结构造成冲击,社会动荡亟需劝世良法,善书作为德育的重要资源,因为能够促进道德教育和修养,所以在这个时期备受关注,构建了较为完整成熟的教化体系,并出现了不同以往的特点。首先,在教化内容上,明清善书在把握传统道德内核的基础上结合现实要求进行扩展,并将重心放在如何处理义与利、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第二,在教化方法上,明清善书在借鉴传统教化方式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论善记功”的行善劝诫方式,并将其作为日常修身改过的行善模板,相较于更早时期的道德教育更具可操作性。第三,在教化政策上,明清善书从民间文化中寻找资源,充分考虑教化对象的广泛性,构建了帝王、士人、百姓“三位一体”的教化体系,与以官员贵族为主导的传统德育相比,更为生动活泼,因而能在当时取得良好的教化效果。在社会主义道德思想的指导下,吸收与借鉴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明清善书作为中华传统德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现代德育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当代德育已取得了可喜成就,但是也面临着一些困境。首先,在目标层面上,德育目标设置缺乏层次性,与德育对象的主观要求不匹配。其次,在内容层面上,德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德育智育化倾向。第三,在方法层面上,德育方法单一,重理论知识灌输,轻实践教学。第四,在政策层面上,德育政策重制定轻执行,重总结轻转化,重统一要求轻灵活实施。鉴于此,当代德育应当借鉴明清劝善体系中的有用资源,对明清善书“孝、诚、义、慈”的理论内核,以“论善记功”为核心的方法体系,“群众中来,群众中去”的政策理念进行吸收借鉴。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明清善书产生于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必然存在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部分,必须根据现代社会发展要求对其进行转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支持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