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全国新增减税降费预计超过7.6万元,企业税费负担持续下降,增强了企业获得感,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受疫情冲击、减税降费等的影响,税收收入有所下降。因此落实好依法依规征税,严厉打击偷逃避税行为尤为重要。企业避税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其不良后果诸多,如为企业带来经营风险,影响各国财政收入,扭曲社会资源配置,阻碍税收法治进程,降低经济运行效率等。因此,对企业避税动机进行全面剖析,深入探索企业偷逃避税的影响因素,对落实好依法依规征税,提升税收遵从性有着重要作用。学者们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把其以内部、外部的标准划分为两大类:内部因素主要为公司自身因素,如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薪酬激励、高管特征、股权性质和结构等;后者包括税收征管水平、行业性质、市场化进程、税收制度公平性、信息披露与媒体关注等。通过浏览、查阅前人文献,发现研究内部因素之董事会特征与股票价格波动、公司绩效、公司价值的文献较多,而研究董事特征与企业避税的文献较为稀少。在现代企业制度中,董事会是连接股东与经理人的纽带,维护股东权益,代理股东行使监督经理人的职责,并为公司发展建言献策,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进一步探究董事会特征对企业避税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在本文的研究中,笔者从六个维度来量化董事会特征,分别是董事会规模（DSIZE）、未领取薪酬的董事占比（UNPAY）、女性董事占比（FEMALE）、董事会持股比例（SHARE）、独立董事占比（INDE）、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BOTH）,以A股上市公司2008年-2018年11年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组建六个回归模型,逐一识别董事会特征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机制,得出了以下结论:（1）董事会规模扩大会增加董事会成员之间的沟通成本,降低管理效率,致使董事“搭便车”,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困境。由于女性更偏向是风险厌恶者,能够在企业决策中扮演较为保守的角色,随着女性董事占比的提高,企业避税程度将有所下降。（2）对董事的薪酬激励可以降低企业避税程度,科学、合理的激励政策将充分调动董事的工作积极性,使其竭尽所能,勤勉工作,积极履行对高管层的监管。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兼任有利于降低企业避税程度,在两职兼任的状态下,董事长既规划公司的发展方向、制定公司的战略决策,又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对企业的内部运作、外部环境有深入、及时的了解,对企业会计与税务处理掌握一手信息,可以提高决策的制定与实施效率,减少矛盾与冲突。（3）独立董事占比与企业避税程度负相关,但这一关系在稳健性检验中并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我国引入独立董事概念较晚,独立董事独立性不够强、对公司运行状态不太熟悉、法律上对独立董事行使权利的保护有待细化和完善、激励机制与保护机制不健全等,使得独立董事在企业税收行为中发挥的作用有限。本文的研究表明董事会特征对企业避税具有重要的影响,并从国家与企业两个层面切入提出建议,对优化上市公司董事会结构,完善董事会成员选聘机制,确保依规纳税、降低税务风险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