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末韩愈提出“道统”论，“道统”便成为士人借以自重及与“治统”相抗衡的文化冠冕。明清易代，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为镇压汉民族的“夷夏之防”文化思想，清统治者实施了严酷的文化高压政策和以笼络“明遗民”及优礼儒学的怀柔政策缓和民族矛盾。康熙帝勤奋好学，摄“治统”与“道统”于一身，并引导理学于经学。雍、乾承父祖遗志，实施更为严格的文化政策，同时，剪除朱子思辨哲学，将明末以来具有丰富内容的的经世实学引导到考据学一隅，仅留朱子道德伦理学说，压抑了明末清初的自然人性解放思潮。戴氏东原，徽州府休宁县人，自小濡染家乡朱子学遗风，游走于贩夫草莽的利欲之间，同情并赞成人所应有的自然情欲。以身之躯肩负圣贤之道，最终走向朱子理欲论的反面，形成了自己的新理欲观。具体而言，在戴震的学术生涯中，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时间为从其出生到游扬之前。这一段时间他对“道”的理解为“道在六经”，体现在其理欲观上，则是从非常经验的立场，借助阴阳男女所构造的一套宇宙论以及由此宇宙论来引出人世间的合乎自然之情的自然人性论。第二阶段，时间大致为从游扬到《原善》三篇告成。这一段时间跨度不长，但却是戴震思想最不明朗、变化之中的时期。这个阶段的哲学思想作品并不多，仅有《原善》三篇具有代表性，它的完成标志着其理欲思想的初步形成，为其后的思想体系的丰富完善奠定了基础。此时他对道的理解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道在生生不息，并隐约有了与程朱理学相对立的意图。只是在此一阶段他的哲学思想尚未健全，虽然有了程朱理学是导致禁欲主义、社会压迫的意识，却并未明确提出反程朱的口号。第三阶段是《原善》三卷到《孟子字义疏证》的完成。此一阶段的“道”乃“生生不息是谓道，学成而民赖以生”。从内容上说，此时他对“生生之谓道”的理解与前一阶段并没有本质的不同，然而从“道”之主体，承担者而言，此时的戴震不仅明确地揭示了“道”的深刻内涵，且指出，学者不仅应明了此道，更应勇于成为生生之道的践行者。在这种使命感与责任感的要求之下，戴震公开地站出来，反对自宋以来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并从理论源头上彻底批判了程朱理学，建立了承认欲的合法地位的新理欲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