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名为《初盛唐七言律诗研究》，实则并不用力在对七言律诗发展史的宏观构架的完整性上，而仅仅对自己稍有思得的一些问题作以讨论。全文共分三章和一个附录。 第一章主要讨论七言律诗的形成。首先，本文明确指出，七言律诗的形成是以格律的产生和七言诗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并坚持从七言诗的格律化发展中寻绎七言律诗生成过程的方法，否认所谓“七言律又五言八句之变” 的解释在七律发生论上的可靠性。然后，依据赵昌平先生《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一文的研究成果，明示格律因素在七言乐府歌行中的酝酿凝聚。但赵先生的目光主要集中在七律降诞之前的歌行状态，本文则有意上溯齐梁陈隋，将七言诗分为七言乐府和别立新题仿作的七言诗，见其开合之迹，并明确其各自对七言律产生的意义。其中后者对七律的即事拈题宫廷应制性有一定的先导作用。至于八句之度，文中推测其在某种程度上与文期酒会上游戏规则设定的程式化一贯化有关。最后，从初盛唐九次大型唱和活动所作已具七言八句之格的七律诗中、进一步讨论其各种格律因素的消长及融会，及在风格方面对七言乐府歌行风味的渐蜕和新的整练典重风格的重塑，从而在完全意义上独立自处为一种体裁。 第二章主要讨论初盛之际七言律诗的嬗变。文中从四个方面作了考察。首先肯定了应制诗特有的礼赞盛世的价值诉求及在这种创作心理上对诗艺的精研，一步步从形式的初具发展到意象高华境界昌明的艺术高度，又走向典雅庄大，为之注入更加真诚深刻的政治情怀，形成宫廷诗的最高范式之一。作为七言律诗的发展之源，应制创作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格律的成熟，而且还在于其境界的光大与气象的高宏对七律格调的宏扬。其次，文章又从文体交流的角度讨论了七言歌行对七言律诗的风韵再变。七言律诗在其生成过程中，渐渐产生了不同于七言乐府歌行的新格调，这种变化在应制题材的规定下完成得很成功，但在应制之外却牵延甚久，虽然所作并不甚丰，但具有的意义则在于标识出七律形成的另一道路，这为七言律诗和七言乐府歌行的若即若离的关系及其发展提供了依托。所以从杜审言、沈佺期等人起，七律写乐府、乐府写七律已开先风，或以乐府惯用的连词虚语娓婉音节，以改变诗质。这些都给七律以新的韵味。再次，七言律诗产生于宫廷，并没有走向全方位的社会生活，造成这种隔阂的原因是文人价值心理的单一性。亦即长期以来，仕宦是文人自我实现的一贯追求，但其行为方式不过附庸风雅在一些统治者周围，六朝以来的文学集团更是效尤，所以诗作在题材上的开拓显得缓慢且难以深入。七律藉此风以成，但又藉初盛唐文章风会大变的风气而延伸到表现家庭生活、田园生活、边塞情景、游伎生活，及表现节日风候、交接友朋、贬滴旅驿、咏物等各方面，其初步发展展现出一个相当开阔的格局，后来的发展有扬有弃，。似有所憾。最后，由于文人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升降，深化了文人的生命体验，为七律注入了更加深刻的内涵。从沈宋这一类文学侍从在政治变动中的宠辱改易而表现出怨天嗟命的悲叹到张说等人作为政治角色在政治斗争中的抑扬出入而表现出对人生本色的质问，无 一1 一不显示出诗歌内涵的强化，不同者，前者的表现主要是一种个人的不幸，后者则引发一种社会性的文化心理动态。如果说这二者仍然有政治反覆的偶然性因素的话，那么一般文人由侍从位置的润色鸿业到官吏士大夫的行政一方的转变，则从社会普遍性群体性上改变了义人的心理，从而为七律的反映层面作了限定，即江湖往来的交接与走投、吏情官况等内容成为七律的主要情感因素之一。 第三章，主要涉及杜甫的七律。杜甫之于七律，圣矣神矣，值得讨论的方面很多，历来受人关注。本文所重者在杜甫七律的三个方面，其一，杜甫七律的“集大成” 主要表现在其艺术性的最高实现从而对后人的包举而不侧重于对前人的兼容。其二，以讨论七律的典丽风格为例。认为这一风格显示了他与宫廷诗人的渊源关系，并且在杜甫的创作经历中赋予了不同的阶段性的意义。大抵前期主要显扬盛世之气度，安史乱后，则表现对再造盛世的企盼，菱州以来则主要以之为往日的记忆表征而反思盛世。具有更多的人文性和历史性内容，是杜甫典丽之风区别于宫廷诗人的特性内容。其三，讨论杜甫七律在表现手法上主体性的强化。一则从创作机制上，七律成为自身遣兴发愤的必然性的自觉选择。二则以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人诗，对某一具体事件引发的具体思绪作以表现，并且在言情的语态分寸及策略上重构了一种诗味。三则与此相应的是以议论人诗，直现诗人心理的理性层面，其义理中包含着深刻的生命意识、历史意识与社会意识及其表达的抑扬曲折和温厚态度，是在比兴方法之外，重构诗教之义与直议方式的融合性。 至于附录主要讨论历来所为诗评家净讼不止的“七言律诗之难” 的意义。首先明确了“诗论难易”的主旨虽有主观性片面性之失，但在辨明体裁特征及其风格正变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