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跨境代购特别是社交型C2C代购,往往以代购人自己的名义订立商品买卖合同,导致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纠纷时,既可以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的间接代理,又可以适用《合同法》第二十二章的行纪合同,二者的处理方式与适用结果却截然不同,存在明显区别。然而间接代理的引进不仅伴随着持续性的争议,而且还导致代理制度面临适用原则问题,导致《民法总则》与《合同法》之间存在对坚持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的违反。并且从《合同法》的整个立法过程来看,我国借鉴英美法系的代理制度而规定间接代理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当时国内对外贸易发展带来的外贸代理问题,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间接代理规定已经丧失了其存在的基础。而我国的民商事立法一直以来遵循的都是以德国为首的大陆法系传统,根据名义标准来认定因代理而产生的法律效果的归属,即以谁的名义为法律行为,则谁就享受权利、承担义务。再加上民法商法化的趋势,我国在1999年制定《合同法》时就采用了民法商法化的立法模式,形成了以商事合同为常态、以民事合同为例外的立法格局。因此在委托人不愿意公开身份的情形下,适用行纪而非间接代理才能最大程度体现私法自治,更有利于保护委托人的利益,促使交易迅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