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需要在应激下做出选择,当人们面临或刚刚经历过社会心理应激事件之后,他们的身体（尤其是大脑）都处在应激所引起的强烈生理心理反应的动荡之下,这种动荡会如何影响具体的决策?目前还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问题。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应激反应还是决策风格,都带有强烈的个人烙印,即个体差异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起到比较重要的直接或间接作用。在这些个体差异中,面对应激时采取积极还是消极的应对方式,则更可能直接影响人们对应激源的解读和面对应激时战斗还是逃跑的选择。目前已有研究表明急性应激会影响不公平感决策,但是应对方式是否会影响不公平感决策,以及应对方式是否会调节急性应激对不公平感决策的影响?这些问题目前仍需要进一步研究。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探究应对方式、急性应激和不公平感决策之间的关系,并在研究二中使用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成像技术（f NIRS）深入研究其内在大脑机制。两个研究的实验流程大体相同,均先使用特质应对问卷（the 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TCSQ）测量被试的特质应对方式,之后被试进入应激或者非应激诱导过程中,最后完成不公平感决策任务。研究一主要研究应对方式是否会影响不公平感决策,以及应对方式、急性应激和不公平感决策之间的关系。共60名被试参与实验,使用马斯特里赫特急性应激测试范式（the Maastricht Acute Stress Test,MAST）诱发急性应激,并同时使用生理记录仪记录被试的皮肤电活动和心电图以评估急性应激的外周生理反应,不公平感决策采用本研究团队改编的不公平感相关的经典道德决策任务进行研究,在整个实验期间4次采集唾液样本以检测唾液皮质醇含量。实验采用2（组别:应激组,控制组）×2（经典道德情境分类:非个人,个人）×2（不公平感:原始,不公平感困境）混合设计,因变量为被试功利性选择的比例。结果发现在不公平感相关的道德困境中功利性选择的比例显著高于原始的道德困境,曲线下皮质醇浓度和不公平感相关经典道德困境中的功利性选择比例呈负相关。积极应对和不公平感相关的经典道德决策中功利性选择的比例在控制条件下呈负相关,该相关在急性应激条件下不显著。从研究一结果可以看出急性应激、应对方式均会影响不公平感决策,并且急性应激弱化了应对方式对不公平感决策的影响。研究一验证了应对方式对不公平感决策的影响,并且发现了急性应激弱化了应对方式在不公平感决策中的作用。研究二中使用最后通牒博弈任务（the Ultimatum Game,UG）范式,并且在UG任务期间使用f NIRS测量被试大脑皮层的血氧浓度变化以深入研究内在的大脑机制,使用特里尔社会应激诱导范式（The Trier Social Stress Test,TSST）诱导急性应激。共52名被试参与实验,实验采用2（组别:应激组,控制组）×3（分配方式:公平,低不公平,高不公平）混合设计。行为学研究结果发现仅在控制条件下积极应对和低不公平分配的接受率呈正相关,消极应对和低不公平分配的接受率呈负相关,应激条件下相关均不显著。近红外结果发现在额极皮层中组别和公平程度的交互作用显著,公平分配时应激组和控制组的额极皮层激活差异显著,但是在不公平条件下额极皮层的激活均被抑制。近红外数据和应对方式相关分析发现,在低不公平和高不公平分配时,积极应对和额极皮层在控制组中均呈正相关,但是在应激组中积极应对和额极皮层激活的相关显著。研究二为急性应激对积极应对的弱化作用提供了行为学和脑机制的补充。结合研究一和研究二的结果可知应对方式会影响不公平感决策,并且应对方式对不公平感决策的影响会被急性应激弱化,根据研究二中近红外结果我们推测其大脑机制可能是积极应对的个体在面对不公平情况时额极皮层激活更高,自上而下的认知控制通路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因此不容易感情用事,在决策时对于不公平感的影响有一定的抵抗力;但是急性应激抑制了额极皮层的激活,于是积极应对在不公平感决策中的作用被弱化。急性应激对应对方式的弱化及其大脑机制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应激对个体差异的影响,发现更多应激易感性因素,从而对应激相关的心理疾病的发病机制和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方法做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