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释是我国重要的法律渊源,在明晰法律规范、填补立法空白、统一法律适用、反哺法律革新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司法实践具有深远的影响。从法理上来说,一项国家制度或国家权力本身存在着特定的领域与边界,它的运行和发展亦应当限定在这种领域与边界内,不能轻易地逾越或突破,否则将可能侵入其它国家制度或权力的权能范围,引发国家权力、制度体系之间的冲突与混乱。追溯到司法解释的起源,早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填补立法空白,最高人民法院就尝试发布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来加强对地方各级法院的指导工作,这样一种“司法立法”的做法便是司法解释的雏形。到了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明确授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享有抽象性司法解释的制定权,正式开启了最高人民法院专属部门进行抽象性解释的大门。而随着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和2015年修正后的《立法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我国在正式赋予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司法解释制定权的同时,也对司法解释的权限范围作出了设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为司法解释设置了屏障与边界。而事实与经验表明,我国现阶段司法解释的边界是不完整、不统一的,随着司法解释制度的不断演进,近年来我国司法解释制度的运行与发展呈现出一种不规范、不平衡的特征,一方面,司法解释的主体、对象、法律性质、文本解释尺度等边界问题尚不完全明确清晰、争议颇多,司法解释边界的理论框架残缺不全。另一方面,司法解释的已有边界频频遭到突破,越界性司法解释屡禁不止,尤其是呈现出司法解释“立法化”的发展倾向。在这种司法解释制度错乱异化的现实背景下,亟需从理论上对司法解释的边界问题加以研究考察,构建与完善我国司法解释边界的理论框架,保障司法解释制度的合理运行与良性发展。同时,司法解释边界问题的理论建构离不开科学合理的技术方法,在严格遵循司法解释边界框架的基础上,还须建立与完善司法解释的衔接清理、备案审查与事后纠错等配套制度,为司法解释制度的运行和发展提供科学有效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