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观来，企业弹性福利制度的发展不是个体的、独立的，必须根植于特定的制度环境中，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均是其重要的制度因素。具体而言，政治制度体现统治阶级的执政理念，决定了企业实行企业弹性福利计划的制度灵魂；经济制度体现市场化的运营需求，决定其人力资本统筹的激励行为；社会制度体现引发变革的阶层或群体的斗争行为，决定其改革后的运行方式和内容；文化制度体现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是其逐步发展并完善的人文背景。企业弹性福利的发展演变不仅受到制度环境的制约，在多元化的社会福利体系中，政府、企业和个人（家庭）之间的互动方式也对其发展模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根据各国主流福利观念和福利模式的不同，可将企业弹性福利计划的发展机制归为三种模式：以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为代表的被动发展模式，以新自由主义国家为代表的主动发展模式，以第三条道路国家为代表的联动发展模式。首先，被动发展模式以福利国家英国为代表，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制度下以政府本位为执政理念，在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采取人才本文的激励措施，并受到社会制度的深刻影响，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刻有公平自由的文化烙印。其次，主动发展模式以新自由主义美国为代表，在综合多样的人文背景中倡导企业本位的自由发展，企业弹性福利计划的发展既是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也是对阶层矛盾的需求回应；最后，联动发展模式以第三条道路日本为代表。在接连不断的社会变迁中，日本的发展道路既非左也非右，而是选择了政府与企业的协同发展，这同“家”本位的社会文化不可分割，并由此引发了企业一系列适于终身雇佣制特点的激励行为。这三种发展模式虽然基于不同的制度环境，但也存在共性的发展要件，即需要核心主体的动力和开放的资源环境。我国企业弹性福利计划的发展既存在制度环境的缺陷，也存在发展要件的缺失。首先，制度环境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传统政治理念在当代企业的惯性遗留、经济成分多样化对统筹管理的挑战、社会传统对激励因素的存在制约以及文化缺失对实践效果的消极影响。其次，发展要件缺失则是由于在企业弹性福利计划的发展中其互动过程缺乏核心个体的能动性、多元主体欠缺资源互动的开放性和运转动力缺少个人需求的主动性。我国企业弹性福利计划的发展需要以政府本位为核心动力，通过发挥政府积极主动的引导作用、激发企业完善自我发展机制的能动性以及加强员工福利需求的主动性和正规性来加强企业弹性福利计划的中国本土化发展，以此来完善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福利体系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