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传染性疾病的跨国传播以及由此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等公共卫生威胁成为美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为了有效应对全球卫生挑战,美国围绕全球卫生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外交行动。对冷战后美国全球卫生外交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充实外交学理论,也有利于全面把握美国全球卫生外交的实践。基于美国及国际组织的官方文件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美国有长期参与国际及全球卫生外交事务的历史,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全球卫生外交理念和制度。通过对外交目的、外交行为体和外交工具三个要素进行把握,可以总结出,美国参与全球卫生外交的目的主要包括维护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传播美式价值观和塑造由自身主导世界秩序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可被视为美国国家利益在不同领域的具体体现;美国参与全球卫生外交的行为体包括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其中行政机构又包括对外援助体系、公共卫生体系及其他部门三个部分,各个机构通过建立各种跨部门协调机制,使美国政府形成了“全政府”参与全球卫生外交的格局;美国全球卫生外交所凭借的外交工具根据功能可细分为建议类、运营类、合作类和规范类四大类。为了进一步考察美国全球卫生外交中外交目的、外交行为体和外交工具三者在具体实践中的互动情况,选择美国的全球艾滋病防治行动和埃博拉疫情的应急响应行动作为代表性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发现,美国在全球艾滋病防治行动中形成以长期传染性疾病防治为核心的全球卫生外交体系,并进一步应用到针对烈性传染性疾病的应急响应行动中。冷战后,美国的全球卫生外交活动在维护本国卫生安全、促进本国经济繁荣及全人类健康方面均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也应注意到:只有全球卫生议题经由“安全化”过程进入高级政治领域,成为与国家安全有关的议题,才能最终确保全球卫生外交行动的形成和落实。而由此也导致美国全球卫生外交中存在着对外卫生援助资源分配不平均、全球卫生外交行动易受领导人偏好影响和舆论裹挟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集中体现在美国当前的全球卫生外交实际中,也使得美国全球卫生外交的前景不甚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