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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道德风险是金融市场的“灰犀牛”，几乎每一次金融危机都与其密切相关，如何解决金融机构道德风险一直以来都是金融监管领域的重要命题。2008年金融危机使学术界与金融监管部门意识到金融机构行为监管已经不足以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故提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监管，以进一步完善与强化金融监管。2019年，帕特里克?博尔顿(Patrick Bolton)等四位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发表《金融体系终于稳健了吗？近十年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回顾与评估》研究报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金融监管改革尚未有效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监管并未遏制其过度风险经营倾向。实际上，以公司为组织形式的金融机构是法律抽象的结果，法律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其形成与运作产生重要影响。实践中，金融监管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缺乏自足性，通过金融机构公司治理解决其道德风险问题是后危机时代金融法与公司法交互与融合的重要命题，须针对金融机构的特殊公司治理改革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从而改变其行为动机与风险偏好，进一步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尽管，我国金融系统并未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但我国特殊金融市场体制存在极为突出的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并且，我国金融市场化正进入提速期，民营资本不断进入银行业，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可兑换的推进使金融业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与更宽领域开放，金融机构道德风险规制与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意味着更高的制度要求与更国际化的视野。
本文以我国金融市场为研究背景，结合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存在的本土问题，借鉴域外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相关理论成果与制度改革经验，对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展开具有前瞻性的法律制度改革研究：突破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以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改革为路径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从而为我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转型、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提供法律保障。
本文对以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改革为路径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改革规制其道德风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道德风险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却被广泛适用于法学领域研究。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来看，道德风险并非风险而是由事后信息不对称形成的、产生或扩大风险的行为机制。规制道德风险的基本原理是激励相容理论，即对代理人的奖惩与其行为相关信息相联系，从而将委托人的成本与收益内部化为代理人的成本与收益，换言之，通过激励机制促使代理人为委托人利益行事。法律作为重要的激励机制之一，其通过要求行为人对自身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使相关社会成本与收益转化为私人成本与收益，从而通过个体行为的最优选择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优状态。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发生机制是多元的，包括金融安全网的设立、金融市场的创新等，其法律制度根源则是权利义务的失衡。以公司为组织形式的金融机构是法律抽象的结果，其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人意志的影响，相较于侵权责任法、合同法等行为法维度上的权利义务失衡，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在组织法层面形成的权利义务失衡亦不容忽视。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监管既有传统的命令与控制型监管，也逐步确立了金融机构后设型监管，前者包括金融机构资本监管与结构性监管等措施，后者则是围绕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展开的董事会构成、董事、高管薪酬奖励等公司治理监管措施。但是，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与金融机构特殊公司治理错位、现代公司法激励机制缺失体系化的公司治理法律责任制度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金融机构权利义务失衡，使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监管对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激励相容作用极为有限。并且，我国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发生与规制上存在本土化问题．即金融市场存在突出的政府隐性担保，且其正处于市场化提速期，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变革、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进一步诱发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但目前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规制仍依赖于金融监管的强化，对我国金融机构隐性道德风险的规制效果极为有限。因此，有必要基于我国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特点，改革现行公司治理法律制度，重塑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相关权力配置、行为规则与权利义务安排，以填补金融监管空隙，调整金融机构行为动机与风险偏好，从而进一步解决我国政府隐性担保与金融市场化交织为主要发生机制的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
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理论演进与基本原则的确立
当下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公司的时代”，任何一种单一理论都不可能为公司治理的所有问题提供全部答案。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基于其与传统公司治理实践的客观差异，金融机构公司治理需要理论上的演进指导制度上的改革。股东利益至上被认为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英美等国在后危机时代针对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监管与立法上的改革，仍深受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的影响，聚焦于股东与经营者代理利益冲突，通过股东赋权强化监督经营者行为，实现股东与经营者利益的统一，实质上进一步加剧了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公司利益以何为准的问题上给出与股东利益至上理论截然相反的答案。但是，以德国为代表，适用利益相关者保护公司治理目标的公司法国家，其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同样差强人意，一方面，利益相关者理论受制于难以界定利益相关者范围的固有问题，不仅存在较高的制度成本，还易引发金融机构经营者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后危机时代，诸多学者围绕利益相关者理念提出了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思路，即以董事信义义务制度为依托，引入债权治理。但是，与非金融业公司债权人风险厌恶不同，金融监管与金融安全网机制形成了债权人的风险中立，其缺乏激励与能力参与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己然是一个更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英国学者安德烈亚斯·科基尼斯(Andreas Kokkinis)基于安德鲁?凯伊(Andrew Keay)提出的实体最大化与可持续发展(EMS)公司治理理论，针对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提出金融可持续发展(Financial Sustainability)理论，以规制道德风险，遏制金融机构过度风险经营，从而确保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该理论对以公司治理为路径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具有重大的理论启发：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终极目标，立足于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体系化地重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责任制度，克服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制度内生因素，从而为以规制道德风险为核心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三、金融机构股东责任制度重构对金融机构股东道德风险的直接规制
股东有限责任是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重要制度根源，公司人格否认适用条件缺乏预测性与可操作性、法官对否认公司独立人格的审慎态度、非自愿债权人集体行动困境等问题使其在实践中适用范围极为有限，难以解决股东有限责任的道德风险问题。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背景，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为场域，影子银行的产生与扩张以及机构投资者的兴起表明，金融机构特殊性实质上改变了股东有限责任的理性预设，从而加剧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最终导致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负外部性问题产生的社会成本高于其带来的制度收益。实际上，相较于非金融业公司股东有限责任，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的立法确认较晚，但其发展迅速，推动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也不断积聚金融系统性风险，现有商事风险分配与控制机制不足以解决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的道德风险问题，故通过考察与梳理金融法与公司法学者提出的股东有限责任改革建议与方案，包括股东双倍责任、股东比例责任、选择性股东责任、金融系统性风险基金与比例责任以及股东加重责任，结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阶段、金融体制特点以及相关立法现状，以类型化金融机构为前提，以“事实状态预设、权利与义务规则以及法律后果”为逻辑结构，重构金融机构股东责任制度，即银行业金融机构适用股东加重责任，非银行业金融机构适用金融系统性风险基金与股东比例责任。
四、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重塑对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直接规制
以2008年金融危机与我国金融市场实践为研究场域，现行公司治理法律制度造成董事治理职责与激励机制的结构性扭曲，形成了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实践与理念的偏差，从而诱发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在路径依赖理论框架内，通过检视与反思金融机构内部公司治理改革实践，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监管强化对道德风险的规制作用极为有限，有必要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重塑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进一步改革违反信义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考察并分析既有董事信义义务制度改革建议与方案，包括直接扩张董事勤勉义务适用范围、引入董事诚信义务与董事公共治理义务；在我国金融机构公司治理视阈下，结合金融立法现状，在不完备法律理论指导下，重置“强监管、弱司法”的权力配置格局，以渐进主义法律改革模式，在现行法律框架中嵌入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规则，构建董事信义义务三元结构体系。以区分银行业与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前提，前者应引入董事公共治理义务以解决我国银行依赖政府隐性担保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后者则通过引入董事诚信义务，纳入债权人利益，构建董事信义义务的三元结构，以实现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目标，从而起到规制道德风险的作用；反思与重构金融机构董事违反信义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制度，构建利益相关者派生诉讼制度，使其成为实现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目标，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重要制度依托。
五、金融机构监事会职能完善对道德风险的间接规制
相较于其他行业公司的监事会制度，我国金融机构监事会的运作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管控具有重要作用，应在“强化监事会实质性监督权力、优化监事会与独立董事会监督权限配置以及构建金融机构监事会激励与约束制度”问题上作出实质性的制度改革。与德国等国一样，我国监事会制度固有缺陷使其面临严重的公司治理困境，造成监事信义义务制度虚置，且我国公司监事会还存在独立性缺失、公司法激励与约束制度的结构性扭曲等本土化问题。以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为公司治理目标，结合我国公司内部特殊的监事会——独立董事复合监督结构，借鉴德日等国监事制度相关立法经验，通过构建金融机构监事会信息权、同意保留权与风险管理监督职责赋予其实质性的监督权力；构建针对监事会监督职能特点的薪酬制度与信义义务制度，确保监事会独立性的同时，激励其充分行使监督职权，从而在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上发挥金融机构监事会内生的、间接的规制作用。
本文以我国金融市场为研究背景，结合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存在的本土问题，借鉴域外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相关理论成果与制度改革经验，对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展开具有前瞻性的法律制度改革研究：突破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以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改革为路径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从而为我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转型、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提供法律保障。
本文对以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改革为路径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改革规制其道德风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道德风险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却被广泛适用于法学领域研究。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来看，道德风险并非风险而是由事后信息不对称形成的、产生或扩大风险的行为机制。规制道德风险的基本原理是激励相容理论，即对代理人的奖惩与其行为相关信息相联系，从而将委托人的成本与收益内部化为代理人的成本与收益，换言之，通过激励机制促使代理人为委托人利益行事。法律作为重要的激励机制之一，其通过要求行为人对自身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使相关社会成本与收益转化为私人成本与收益，从而通过个体行为的最优选择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优状态。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发生机制是多元的，包括金融安全网的设立、金融市场的创新等，其法律制度根源则是权利义务的失衡。以公司为组织形式的金融机构是法律抽象的结果，其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人意志的影响，相较于侵权责任法、合同法等行为法维度上的权利义务失衡，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在组织法层面形成的权利义务失衡亦不容忽视。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监管既有传统的命令与控制型监管，也逐步确立了金融机构后设型监管，前者包括金融机构资本监管与结构性监管等措施，后者则是围绕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展开的董事会构成、董事、高管薪酬奖励等公司治理监管措施。但是，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与金融机构特殊公司治理错位、现代公司法激励机制缺失体系化的公司治理法律责任制度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金融机构权利义务失衡，使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监管对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激励相容作用极为有限。并且，我国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发生与规制上存在本土化问题．即金融市场存在突出的政府隐性担保，且其正处于市场化提速期，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变革、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进一步诱发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但目前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规制仍依赖于金融监管的强化，对我国金融机构隐性道德风险的规制效果极为有限。因此，有必要基于我国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特点，改革现行公司治理法律制度，重塑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相关权力配置、行为规则与权利义务安排，以填补金融监管空隙，调整金融机构行为动机与风险偏好，从而进一步解决我国政府隐性担保与金融市场化交织为主要发生机制的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
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理论演进与基本原则的确立
当下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公司的时代”，任何一种单一理论都不可能为公司治理的所有问题提供全部答案。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基于其与传统公司治理实践的客观差异，金融机构公司治理需要理论上的演进指导制度上的改革。股东利益至上被认为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英美等国在后危机时代针对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监管与立法上的改革，仍深受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的影响，聚焦于股东与经营者代理利益冲突，通过股东赋权强化监督经营者行为，实现股东与经营者利益的统一，实质上进一步加剧了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公司利益以何为准的问题上给出与股东利益至上理论截然相反的答案。但是，以德国为代表，适用利益相关者保护公司治理目标的公司法国家，其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同样差强人意，一方面，利益相关者理论受制于难以界定利益相关者范围的固有问题，不仅存在较高的制度成本，还易引发金融机构经营者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后危机时代，诸多学者围绕利益相关者理念提出了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思路，即以董事信义义务制度为依托，引入债权治理。但是，与非金融业公司债权人风险厌恶不同，金融监管与金融安全网机制形成了债权人的风险中立，其缺乏激励与能力参与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己然是一个更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英国学者安德烈亚斯·科基尼斯(Andreas Kokkinis)基于安德鲁?凯伊(Andrew Keay)提出的实体最大化与可持续发展(EMS)公司治理理论，针对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提出金融可持续发展(Financial Sustainability)理论，以规制道德风险，遏制金融机构过度风险经营，从而确保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该理论对以公司治理为路径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具有重大的理论启发：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终极目标，立足于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体系化地重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责任制度，克服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制度内生因素，从而为以规制道德风险为核心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三、金融机构股东责任制度重构对金融机构股东道德风险的直接规制
股东有限责任是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重要制度根源，公司人格否认适用条件缺乏预测性与可操作性、法官对否认公司独立人格的审慎态度、非自愿债权人集体行动困境等问题使其在实践中适用范围极为有限，难以解决股东有限责任的道德风险问题。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背景，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为场域，影子银行的产生与扩张以及机构投资者的兴起表明，金融机构特殊性实质上改变了股东有限责任的理性预设，从而加剧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最终导致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负外部性问题产生的社会成本高于其带来的制度收益。实际上，相较于非金融业公司股东有限责任，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的立法确认较晚，但其发展迅速，推动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也不断积聚金融系统性风险，现有商事风险分配与控制机制不足以解决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的道德风险问题，故通过考察与梳理金融法与公司法学者提出的股东有限责任改革建议与方案，包括股东双倍责任、股东比例责任、选择性股东责任、金融系统性风险基金与比例责任以及股东加重责任，结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阶段、金融体制特点以及相关立法现状，以类型化金融机构为前提，以“事实状态预设、权利与义务规则以及法律后果”为逻辑结构，重构金融机构股东责任制度，即银行业金融机构适用股东加重责任，非银行业金融机构适用金融系统性风险基金与股东比例责任。
四、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重塑对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直接规制
以2008年金融危机与我国金融市场实践为研究场域，现行公司治理法律制度造成董事治理职责与激励机制的结构性扭曲，形成了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实践与理念的偏差，从而诱发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在路径依赖理论框架内，通过检视与反思金融机构内部公司治理改革实践，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监管强化对道德风险的规制作用极为有限，有必要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重塑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进一步改革违反信义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考察并分析既有董事信义义务制度改革建议与方案，包括直接扩张董事勤勉义务适用范围、引入董事诚信义务与董事公共治理义务；在我国金融机构公司治理视阈下，结合金融立法现状，在不完备法律理论指导下，重置“强监管、弱司法”的权力配置格局，以渐进主义法律改革模式，在现行法律框架中嵌入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规则，构建董事信义义务三元结构体系。以区分银行业与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前提，前者应引入董事公共治理义务以解决我国银行依赖政府隐性担保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后者则通过引入董事诚信义务，纳入债权人利益，构建董事信义义务的三元结构，以实现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目标，从而起到规制道德风险的作用；反思与重构金融机构董事违反信义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制度，构建利益相关者派生诉讼制度，使其成为实现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目标，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重要制度依托。
五、金融机构监事会职能完善对道德风险的间接规制
相较于其他行业公司的监事会制度，我国金融机构监事会的运作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管控具有重要作用，应在“强化监事会实质性监督权力、优化监事会与独立董事会监督权限配置以及构建金融机构监事会激励与约束制度”问题上作出实质性的制度改革。与德国等国一样，我国监事会制度固有缺陷使其面临严重的公司治理困境，造成监事信义义务制度虚置，且我国公司监事会还存在独立性缺失、公司法激励与约束制度的结构性扭曲等本土化问题。以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为公司治理目标，结合我国公司内部特殊的监事会——独立董事复合监督结构，借鉴德日等国监事制度相关立法经验，通过构建金融机构监事会信息权、同意保留权与风险管理监督职责赋予其实质性的监督权力；构建针对监事会监督职能特点的薪酬制度与信义义务制度，确保监事会独立性的同时，激励其充分行使监督职权，从而在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上发挥金融机构监事会内生的、间接的规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