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理论逐渐成为当代的显学，并非偶然。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既有社会历史方面的，也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方面的。从社会历史原因看，工业革命以来，大工业文明的兴起和日益跃进，全球化的浪潮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它冲破了地域的狭隘性和人际之间原初的血缘、亲缘限制，民族历史正日益成为世界历史，同时，孤立的个人正转向真正的社会性的相互联系的个人，个体正逐渐走向共同体、联合体。因此，探讨主体之间的交往行为与交往关系，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需求。从哲学发展本身的逻辑来看，交往理论是针对现代性危机提出来的，是在大工业文明的桌面上重写现代性的一种积极努力。大工业文明以及由此引发的科技能量的大爆发，在推动社会前进的同时，也创造了现代性危机。由此引发西方哲学家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阐述自己的理论，以期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交往理论正是其中一只响亮的旋律。在众多交往理论中，马克思与哈贝马斯各自提出的交往理论堪称经典。本文以全球化浪潮和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的现实大背景作为展开论述的基础平台，在众多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对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中所蕴含的价值问题框架进行梳理阐述和对比分析，从他们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所面对的不同时代课题，所追寻的危机解决方案，所探求的社会发展路径，从这两种理论对世界历史的现实的启示意义，以及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问题的指导意义等方面做了深入的探讨和比较。据此，本文试图探讨在不可抗拒的全球化历史潮流冲击的背景下，转型过程中的我国融入世界历史的路向选择问题，试图指明在社会飞速发展的前提下，迈向现代化的我国应避免走入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