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苏州城内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造园风潮,这不仅是物质景观的构造,更是文化品位的建构。园林活动集各种精致生活品位为一身,成为士大夫阶层构建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所以文人于园林的主导地位长久以来都未能动摇。然而文人化的园林由明入清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最终由盛转衰。明代中期影响力较大的园林主人或是致仕名宦,或是文坛领袖,他们都通过园会扩大了自己在政坛、文坛的影响力,并对后世产生持续的作用,可以说是开创了园林交游活动的“经典模式”,给园林打上了深深的文人烙印。到了明后期,园会参与者不再局限于政坛或文坛有所成就之人,雅集也成为不得志文人的精神寄托,而通过交游活动建立起来的声望丝毫不比功名来的弱,更能兼收经济利益。这些“实惠”使得园林交游活动的功利性明显增强了。明末结社风气把园林交游活动推向了新一轮的高峰,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的园会呈现出与当权者相抗衡的氛围,被捆绑上了明确的政治目的。明清易代之际,大多数园林毁于战火,幸免于难者也多被官府占用。苏州城内园林的数目和影响力都大大下降了,只有少数曾经的社集名流仍然保持着小规模的集会,但是消极、封闭了许多。除此之外,城内的园林交游活动几乎绝迹了,残存的文人园林深受遗民文化感染,更有极端者在园中建成庵堂庙观,彻底与世隔绝。园林成为了遗民群体的庇护所,呈现出来的萧条景象与典型的文人园林最不相符,但其身上的文人烙印仍然深刻。随着清朝统治秩序的建立,遗民园林的影响力渐渐衰退,更有甚者一扫伤逝悼亡的氛围而成为歌颂升平的场所。康熙中期,以怀柔恩养为主的文化政策把文人建园和交游活动再度推向高峰。与明园不同的是,此时的文人园林有了更加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庇护,成为文化权威与政治权威有意识地互相渗透的场所。园林交游活动的参与者扩大到了地方官员甚至是统治者本人,园林的隐逸情结淡化了,文人园林的转型初现端倪。一方面,园林不再是文人士大夫专属的奢侈消费品,开始向游春踏青的公众开放,一些名园甚至成为统治者与地方士民良性互动的平台。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对于园林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深,一些园林被改造成为公共服务场所。这些变化都使得园林身上的文人烙印渐渐褪去,成为功能各异的地方公共空间,文人园林时代就此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