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3D打印技术在Standford A型主动脉夹层诊疗中的应用背景及目的主动脉夹层是一种极其危险、死亡率极高的严重心血管疾病,多数患者在确诊后需立即行手术治疗。目前临床上将主动脉夹层分为了Standford A型和Standford B型两种,不同类型的主动脉夹层的病变位置、病变特点不一,手术方式也不尽相同,具体选择何种手术方式主要依据于CT影像学检查结果,但是CT影像学检查图片属于二维图片,尽管清晰、直观,但是在显露主动脉根部或主动脉局部解剖位置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可能会部分影响手术方案的制定与实施。近年来3D打印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其具有直观、立体显示病灶部位的特点,在医学领域,特别是临床疾病诊疗、病理模型展示、手术方案制定方面可为临床医师提供便利,且可为患者及家属提供更丰富的疾病信息,便于患者了解病情,提高治疗依从性。近几年来,3D打印技术日趋成熟,在颅骨修补手术中就使用3D打印技术辅助制作修补材料,极大提高了手术效率,缩短了手术时间,这提示3D打印技术在医用修补材料个体化制定方面具有广泛前景。在我国,Stand 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所采用的传统手术方式为“孙氏手术”,术中降主动脉放置象鼻支架,促进假腔血栓化,也可为主动脉远端二次手术做准备。该术式手术过程复杂,难度高,市售支架型号相对固定,支架存在部分患者不适用的情况,而基于3D打印辅助的个体化组合支架可满足患者的个体化需求,为提高手术效率,缩短手术时间,降低手术风险提供帮助。基于此,本研究拟通过3D打印技术制作个体化组合支架,并在此基础上探究3D打印辅助的个体化组合支架治疗A型主动脉夹层的临床疗效。方法将2017年9月-2021年7月期间收住入院,满足入组标准的37例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随机分为3D打印技术辅助的个体化组合支架手术组（观察组）17例和孙氏手术组（对照组）20例。术前所有患者均进行心脏超声、主动脉CTA、肝肾功能、血电解质、血常规等检查与化验。对观察组患者主动脉CTA影像学资料进行图像处理及三维重建,随后3D打印主动脉弓部及弓上分支血管模型,再根据3D模型制备手术用个体化组合支架。对两组患者分别实施个体化组合支架手术和孙氏手术,统计并分析患者手术及体外循环相关观测数据,术后统计住院时间、ICU监护时间等观测指标。患者术后持续进行跟踪随访调查,复查超声心动图及主动脉CTA。结果1.观察组与对照组均全部一次关胸,无患者行二次手术。观察组手术时间、体外循环时间及术中停循环时间均占优势,且呼吸机使用时间、ICU监护时间及住院时间均小于对照组（P0.05）,随访时6例（37.50%）假腔血栓化,与术前相比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随访时7例（38.89%）假腔血栓化,与术前相比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4.两组患者出院前的主肺动脉分叉水平处全主动脉直径优于术前（P0.05）,而出院前和随访时膈肌和肠系膜上动脉水平的全主动脉直径与术前相比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患者出院前和随访时的主动脉真腔直径在主肺动脉分叉水平、膈肌水平和肠系膜上动脉水平均优与术前（P0.05）。3.两组患者无论是CEUS还是CTA检查,在A段（剑突下至肾动脉水平）和B段（肾动脉至腹主动脉下段分叉前）的破口检出量方面均无组间差异（P>0.05）。4.两组患者均随访6个月,经CEUS和CTA检查均未发现新发主动脉夹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使用CEUS对A段和B段破口检出情况与使用CTA的检出情况存在差异（P0.05）。2.两组患者术后随访6个月时,PQSI评分和依从性调查表评分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3.随访调查6个月时发现两组患者SF-36量表中各个维度及SF-36总分对比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4.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文化水平、居住地、睡眠质量及依从性是影响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患者SF-36评分的相关因素（P<0.05）,将SF-36评分作为因变量,将睡眠质量评分和依从性评分作为自变量纳入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结果显示睡眠质量和依从性均为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患者生活质量的独立危险因素,睡眠质量较差、依从性较差的患者,其生活质量偏低。结论1.采用两种不同术式的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患者,术后随访6个月时普遍存在生活质量不佳的情况。2.睡眠质量和依从性是影响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独立危险因素,在今后长期随访时需重视患者的睡眠质量和依从性变化,并据此制定科学、有效的干预性方案以提高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的术后生活质量。